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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户童养媳前半生:13岁被抛弃买卖 30岁终正身
编辑:李源远 来源:宁海网 2017-07-24 14:43:21 我要评论

 贵州人九兰十三岁被以8000元“卖”给了在湖南的薛家做儿媳,再早前,她被生父抛弃,给了一户姓刘的人家当女儿;过去三十年,她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过着“黑户”的生活。 

  薛九兰常会问:我是谁?

  17年前,她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中寨乡的村子里,叫做刘九兰,每天给一户姓刘的人家放牛、洗衣、做饭……“没读过一天书,也没有上户口”。也就是在那一年,薛坤把她带到湖南益阳武潭镇罗家坪村。

  薛国光以为儿子会带一个丰满的女人回家,“介绍人带他去贵州找媳妇,当时花了八千块钱的聘礼。”没想到,薛坤(2007年过世)带回了一个13岁的“又黑又瘦”的小姑娘。

  薛国光对来到家里的九兰很不满意,只得把她当成女儿带了几年,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女儿,并改姓叫做“薛九兰”。

九兰和“父亲”薛国光。本文图片作者均为鲁米九兰和“父亲”薛国光。本文图片作者均为鲁米

 

  6月27日,雨过天晴,老屋的地面依旧有积水,因为屋顶漏雨,房间墙壁和天花板用油布遮住了,但它盖不住地面的潮湿气息。坐在家中的九兰,早已不是17年前的模样,岁月把她打磨成一位丰满的妇女:一米六的身高,约有一百三十斤。

  九兰记得,亲生母亲很早就跑了,亲生父亲姓谢(音),在她很小的时候,把她送给一户姓刘的人家。“现在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她突然抬高嗓音:“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没有爸爸妈妈,我就是一个孤儿!”

  从“谢九兰”到“刘九兰”,再到“薛九兰”,她既是旁观者清,又是当局者迷,“不知道自己算什么(身份)”,一直没有户口和身份证。

  直到今年6月19日,她办上了户口,正式成为薛国光“非亲属”女儿薛九兰。

  8000元“聘礼”

  2000年的某一天,29岁的薛坤怀揣着8000块钱,跟着刘建国到贵州六枝特区中寨乡找媳妇。

  罗家坪村当时有好几个贵州媳妇,开始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带回了贵州籍妻子,接着更多人陆续被介绍到村里做媳妇。当年的村支书薛益贤说,像刘建国,他的岳父母就是六枝特区中寨乡人。

  从刘建国岳父母家,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就到了刘安良的家——九兰那时13岁,被父母送到刘安良家,改姓叫做刘九兰。“每天放牛、洗衣、做饭……就是不读书。”

  6月27日,说起13岁时的自己,九兰称“好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包括第一次和薛坤见面的场景。

  但刘建国记得清楚, “他(薛坤)一见九兰,就看中意了。”

  这个29岁的男人,寻找了多年之后,终于找到自己的女人——一个比自己小16岁的姑娘。他们在刘家待了好几天,并没有去见九兰的父母。

  “她(九兰)父亲把她送给了刘安良当妹妹。”7月4日,刘建国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所以他们没有再去见九兰的生父。

  薛坤给了刘安良8000块钱,算是娶九兰的“聘礼金”,在刘家待了几天过后,带九兰回了湖南益阳武潭镇。

  “刘安良也一起过来了,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薛坤)还买了很大很大的鱼让他带回去。”九兰说,那是她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转了好几趟车,买了有四五次票,从遵义搭火车到益阳,火车轰隆轰隆地响,花了大约两三天的时间。

  刚回罗家坪村的那几天,很多村里人跑到薛家看,“听说她只有十一二岁,大家都觉得好奇,没见过这么小的媳妇。”村民薛红明(化名)说。

  那时候的九兰太小了,不到一米四的身高,看起来比她实际年龄还小。薛国光开始对九兰很不满意,但家里终于迎来了一位女性。

  1987年,薛国光老婆因车祸过世后,家里就只剩下三个男人——薛国光、大儿子薛坤和小儿子薛明(化名)。九兰的到来,给家里添了不少欢乐,虽然她自己觉得并不开心,甚至认为那是她过得最艰难的一年——很想回家,听不懂说话,很不适应。 

九兰和“父亲”薛国光在家。九兰和“父亲”薛国光在家。

 

 

薛国光在整理衣服。薛国光在整理衣服。

 

  因为听不懂本地话,九兰没少被性急的薛国光骂,但薛坤对她一直都很好,“他还叫我去学校读书”,九兰说,当时她不愿意去,“觉得年纪大了,也怕被别人笑话”。

  “她是买过来做媳妇的,他们也担心,九兰读书识字跑了怎么办?”一位姓丁的村民说。

  过来没多久,九兰跟村里小朋友熟络起来,她经常跟着他们,夏天一起去水沟里游泳,冬天围在火炉边烤火。小朋友们都去学校读书时,九兰每天在家里转悠,并不时帮薛国光干活——做饭、洗衣、喂猪……除了地里的农活,她几乎什么都会干,村里有制作筷子的作坊,她有时也去里面干活,一个月赚上几百上千块钱。

  薛坤一从郴州煤矿回来,她就跟着薛坤一起出去玩。

  “她性格很开朗,从小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的。”看着九兰长大的薛敏芝(化名)说,薛坤喜欢打牌,有时打到凌晨都不回家,九兰也不敢一个人回家,就躺在薛坤的怀里睡着了。

  
 九兰在家炒菜。九兰在家炒菜。

 

一家人的晚餐。一家人的晚餐。

 

  16岁的母亲

  14岁的时候,九兰第一次来月经,她后来才知道,那是女孩成长为女人的标志。

  她开始慢慢能听懂本地话,依旧每天做饭、洗衣、喂猪……两年多过后,她和薛坤成为事实夫妻。“我老公对我很好,他那时想带我回(贵州)去,后来他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到死都没有见过我父母……”九兰说,那时两人在一起,还办理了“结婚证”,其实并不是真的结婚证。

  “那是假的,包括后来的出生证,也都是我们帮他俩办的。”当时的村支书薛益贤说,“没有办法,她(九兰)没有户口”。

  来薛家的第三年,九兰16岁,生下儿子薛磊(化名),“我老公年纪大了,想我把他生下来。”九兰说,小孩满月的时候,他们在家里摆了三桌,请村里人喝满月酒和结婚喜酒。

  
九兰和第一任丈夫薛坤的合影。九兰和第一任丈夫薛坤的合影。

  村里人都替他们高兴,最高兴的还是薛国光,终于做了爷爷。

  2005年,九兰带儿子去郴州薛坤所在的煤矿,“看到他们一个个黑不溜秋的,全身上下只有两个眼珠子有光。”让她觉得震惊,至今记忆深刻。

  在那里,她依旧每天洗衣做饭,还有带儿子,待了一年多后,因为夫妻俩吵架,九兰把儿子送回了老家,一个人去郴州市一家饭店打工,那时候儿子薛磊才3岁。

  两年后的2007年,郴州煤矿出事故,薛坤在矿井底下被埋。事发一个月后,九兰回到村里,薛坤早已经下葬,她说那时她不懂事,跟薛坤吵架,“但也没人告诉我他出了事”。

  煤矿赔了十几万元给家属,九兰没有拿到赔偿,“我又没有户口,也没有办结婚证。”九兰觉得很无奈,唯一让她欣慰和感激的是,薛国光一直帮她带着儿子薛磊。

  罗家坪村的人,大部分人都知道九兰,知道她是从贵州买来的小媳妇,“他们觉得我可怜,都对我很好。”九兰说。

 九兰的房间用油布遮了起来。九兰的房间用油布遮了起来。

 

挂在墙壁上的鞋子。挂在墙壁上的鞋子。

  在薛国光记忆里,九兰很多事情不会做,他觉得她很可怜,没有父母,从小离开家,过得很不容易,但他性子急了就会骂人,“如果有婆婆,家里会好很多,九兰也会好很多。”

  七十多岁的薛国光经常想起老伴,他说妻子1985年就在村里卖杂货,“家里外面都能干,这个家都是她当家做主”。

  6月26日,这个喜欢看四大名著的老人,多次说起1987年过世的妻子时,仿佛在说昨天刚发生的事情,直到他算了算时间,恍然明白,时间一去不复返,他和妻子已隔着三十年的生死。

  薛国光妻子走的时候,大儿子薛坤才16岁,小儿子薛明才10岁。“他是一个不幸的父亲,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邻居薛庆丰(化名)说,他们家也是村里条件最差的。

  九兰站在桌子上,从房间的柜子上面拿下一张她和薛坤的合影,那是他俩的结婚照,里面的九兰看起来很清瘦。“还不到100斤,我现在也没什么变化,只是变胖了一点。”她一边说,一边擦拭照片上的灰尘,不知是怀念照片里的人,还是怀念往昔岁月。

  离婚“协议书”

  2008年,隔壁龙拱摊村有人给九兰做媒。媒人詹文革说,“我和他弟弟(薛坤的弟弟)关系很好,有一次他说起她,我就想到可以给她介绍个男孩子。”

  对方比九兰大七岁,叫詹时建(化名),一只手有些残疾。两人认识半年后,就在一起了。九兰因为没找到亲生父母,当时作为薛国光的女儿,从薛家嫁入了詹家,在詹家办酒请了二十多桌。

  “她一直叫我爸爸,叫了十多年了,我是她的亲人,她没有其他亲人。”薛国光说。

  7月3日,远在湖北打工的詹时建说起九兰,称她很善良,知道疼惜人,“那时候,我爷爷奶奶病了,她还经常去背他们,加上我又是这个条件”。

  嫁入龙拱摊村后,九兰和村里人的关系也很好,他们都叫她九妹。九妹喜欢到处串门,大家都很喜欢她。

  2009年,九兰替詹时建生下一个儿子。“开始那几年,我们感情很好。”九兰说詹时建爱打牌,后来欠了很多钱,两人开始经常吵架。

  “每次吵完架,都是我主动,我是个女人呢!”坐在老房子的堂屋,九兰倒了一杯芝麻绿茶,很快喝完,露出里面的芝麻,她一边说一边吃完剩下的芝麻,“芝麻越嚼越香,刚开始吃不习惯”。

  
九兰在制作擂茶。九兰在制作擂茶。
九兰在喝芝麻绿豆茶。九兰在喝芝麻绿豆茶。

  她的第二次婚姻,2015年开始出问题,詹时建说,主要是婆媳之间一直有问题。“她没有读过书,有点难以沟通,我那时又爱打牌”。后来两人甚至没有了来往,“她打电话我也不接。”那时詹时建在湖北打工,而九兰一个人去了浙江打工。

  2016年春天,薛坤的弟弟薛明在武潭镇拆墙的时候,意外被砖头打死。薛国光家,从他的老婆,到他的大儿子,再到小儿子相继离世,只剩下一个老人,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和一个小孩。

  九兰从浙江赶回来,因为詹时建拒绝跟她回家(那时他们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她便带了湖北新男友田刚(化名)回来,这让龙摊村不少人对九兰看法发生改变,“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很好,后来出去外面打工,在外面跟人学坏了。”“后来那个男人我见过,不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她没有读过书,没有户口,又没领结婚证。”

  当天,九兰回到益阳时,已经是凌晨了,“我们包了一辆车上来,到家时是凌晨三四点了。”田刚说,那是他第一次跟九兰来薛家,他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好尴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很多人还以为我是出租车司机”。

  当天凌晨出殡后,九兰决定和詹时建离婚,她打电话给詹时建,让他回来办“离婚手续”。

  2016年4月16日,两人在罗家坪村薛家签订了“解除婚约协议书”。“他们两个抱在一起哭”,作为见证人的龙拱摊村村干部詹永安说,“这个女孩子,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人是很聪明的”。

  詹时建说,他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主要是他母亲不想他们离婚。“我嫌弃你,你嫌弃我,两个人脾气不好,干脆离了婚算了。”九兰说他们经常吵架,接着又说,离婚她其实挺后悔的。

  那张A4的协议书上写着:夫妻俩共同协商解除婚约,共同儿子詹磊监护权归詹时建,女方有探视权,两人好聚好散,今后还是朋友交往,各自的婚姻生活互不干扰。经双方所在村村委负责人调解,特立此约,签字生效。

九兰拿着她的“离婚协议书”。九兰拿着她的“离婚协议书”。

  九兰不知道,这纸离婚协议并无效力:在法律层面,她自始至终没有“结婚”,也谈不上“离婚”。律师裴文魁解释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办理结婚证,同居关系的事实婚姻不受法律保护。

  事实上,在九兰颠沛流离的命运里充满了这样的矛盾:对她呵护有加的前夫薛坤,也是她的“收买者”;与她友好相处的介绍人正是她的“拐卖人”——裴文魁告诉记者,根据《刑法》第241条规定,薛坤收买九兰的行为,因九兰不满14周岁,构成收买被拐卖儿童罪,法定刑三年以下,追诉时效是五年;介绍人和卖方构成拐卖儿童罪,法定刑5到10年,追诉时效是10年。

  不过前述行为目前都已超过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另外薛坤已经死亡,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应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新户口

  6月19日,九兰到武潭镇派出所拿到了自己的户口,上面写着:薛九兰,和薛国光“非亲属”关系。几天过后,她收到桃江县公安局寄来的身份证,无名了三十年后,她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公民。

九兰拿着她的身份证。九兰拿着她的身份证。

  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提出加强户口登记管理,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据人民日报2017年3月报道,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已有1395.4万无户口人员解决了落户问题。

  早些年,孙子薛磊出生时,薛国光为孙子和九兰的户口,曾多次跑武潭镇镇派出所,最后孙子的户口上了,九兰因没有原始证明,一直没有上成。嫁入詹家的时候,詹家人想过带九兰回贵州找亲生父母,后因两人感情出问题,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6月19日,由桃江县公安局撰写的通稿里写道:6月15日,桃江县公安局民警会同武潭派出所民警来到薛国光老人家,对薛九兰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在薛国光家,民警当场抽取薛九兰的血样,并将其血样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进行比对。通过比对,暂未找到其父母。6月16日,民警根据无户口人员落户工作政策,将薛九兰落在薛国光老人一家户口上。

  自2005年跟薛坤出门,九兰去过浙江、湖北和郴州,因为没有身份证,她几乎很少坐火车,“只坐过一次高铁”,也是借别人身份证买的票,大部分时候她在汽车站外面买票。“没有保险,总担心出什么事。”她用朋友的身份证办银行卡、手机卡,住酒店……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她是黑户,我根本不相信,怎么可能没有户口。”男朋友田刚说,直到有一天,派出所的人到出租房里查暂住证,“她跟派所出人说,‘我没有户口,也没有身份证”。最后派出所也没办法,留了姓名和电话号码走了。

  “她用别人身份证办银行卡,辛辛苦苦存一两千块钱进去,人家拿身份证把钱取走了怎么办?”田刚说,没有身份的人生,一般人无法想象。

房屋被泥土掩埋房屋被泥土掩埋

  这些年,九兰从一个家庭,辗转到另一个家庭,似乎从来没有找到自己的家。取得身份的九兰,希望有一个家,一栋属于她自己的房子。“他们自己建好房子后,政府按每个人多少钱来补贴。”薛益贤说,薛九兰家是村里最穷的,属于贫困户,符合异地拆迁补贴政策。

  但她自己没有钱建房子,她问记者,政府能不能帮她建好房子。“你看,这个房子都烂的不像样子。”她带着记者看被泥土掩埋的墙壁:厕所都被埋了,“有一年多了,现在家里厕所都没有”。

  “这个房子,已经不安全,都是危房了。”她指着土堆说。

  父母和妹妹

  多年以后,站在这栋破败的老屋前,九兰再想不起一千公里外亲生父母的模样。

  “如果要去找,肯定能找到。”当年的介绍人刘建国说,“我老婆每年都回贵州娘家,九兰要是想去找亲生父母,可以跟着我老婆过去,但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次。”

  对于亲生父母,九兰情绪复杂:一方面她觉得父母不要她,把她送给了别人,她不想再去找他们;另一方面,漂泊三十年,找不到根的她,希望寻找到父母和妹妹。

  小时候她天天哭,“想妈妈,梦里见到妈妈……”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他们也没离婚,她就这样跑了,我那时一两岁吧。”

  母亲离家出走后,九兰被送去外婆家。“我到处跑,跑回了自己家,我老爸又把我送掉了。” 直到薛坤看到她,把她带到湖南来。

  在她的印象中,家里有很多人,但她不记得他们名字,地址也记不起来了。她只记得,母亲离开了这个家后,父亲又娶了一个后妈,生了几个小孩,当她从外婆家跑回家时,因为家里小孩太多,妹妹也被父亲送了人。

  “说实话,我就是孤儿,妈妈都没见过,是被父母抛弃的女儿。嗷,我们老家好多,山里面多死了,很多女娃都扔掉了。”九兰说,提起那些事,她就心里很烦,“觉得很累,很烦躁的……”,她经常想起以前就想哭,“脑筋都哭坏了”。

  “现在变化太大了,我回去也找不到,”她毫无生气地说,语气中夹杂一股怨恨,“不想了,都不记得了”。

  14岁的儿子薛磊,已经上初二,不喜欢读书,一天到晚玩手机,这也让九兰很焦灼。“想让他学点什么技术,学点什么呢?”她越说越焦躁,“我这辈子算完了,不想让儿子也像我。”

  当黑户三十年,除了没有身份的失落与茫然,不认识字也让九兰觉得好累,“到派出所拿户口的时候,我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上户口的时候,九兰又哭得要命,开始的时候因为高兴,后来又害怕搞不好,“好担心,想户口想身份证啊!”

  7月5日,薛九兰第一次用自己的身份证购买了去浙江的车票,“觉得很好啊,”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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