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驻华公使怎么摇身一变又成了清帝国的“钦差大臣”

  摘要: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该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规定中国的事情,应完全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美国硅谷重镇burlinggame的名称,来源于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Anson Burlingame,中国人把Burlingame翻译成蒲安臣。为纪念蒲安臣,美国人以他的名字为上述城市命名。2018年11月16日,在美国国会议员、加州议员的支持下,Burlingame市的市长、市议会发起,数百位市民在市图书馆集会,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任发强出席,纪念《蒲安臣条约》签署150周年,同时为中国艺术家周利明制作的蒲安臣铜像揭幕。

  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任发强,在纪念《蒲安臣条约》签署150周年的活动上致词。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率领的清政府外交使团一行30人,自上海虹口黄浦江码头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出国访问。作为中国外交史上唯一的洋钦差,蒲安臣是绝无仅有的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特使的一位外国人,蒲安臣第一次为清政府引入了国际法;蒲安臣亲自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旗为黄底蓝边,旗幅中间绣有一条巨龙,从这以后,龙在西方国家眼中便成了古老中国的象征。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为什么选派洋钦差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中国需与列强互派外交使臣在对方国家常驻。于是,从1860年起,列强纷纷派驻使臣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原因至少有三:

  一是那时的清朝皇帝,仍然以“天下共主”自居,满朝文武依然沉浸在“华夏中心论”的梦想中,认为自己位于“天下之中”,是优越的“华夏之邦”,其他国家都是落后的“蛮夷戎狄”。因此,天朝上国应该坐待万邦来朝,岂能自降身份去他国朝见?

  二是礼仪问题不好处理。外国使臣来华,不愿意向中国皇帝磕头,中国如派使臣常驻国外,要不要向外国君主磕头? 清政府最为担心的就是使者出访期间的礼仪问题,既不想得罪西方各国,也不想放下自己“天朝上国”的架子。所以掌管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上奏提到“此臣等所耿耿于心,而无时稍释者”。

  三是清政府认为没有合适的人才。就这样,“向他国派驻驻外使节”一事被搁置起来,迟迟不予解决。当时,清政府深深感觉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文庆、贾祯等编: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见《中国近代史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899页。)

  外国列强一再要求清廷兑现《天津条约》的规定——向外国派驻使节。而且形势的发展也迫切需要中国对外派驻使节,怎么办?不派看来是不行了,派吧,岂不等于向化外蛮夷主动上门求好?这实在太有损老大帝国的尊严,就在左右为难之际,恭亲王奕?力荐蒲安臣率团出使欧美。恭亲王为什么推荐蒲安臣这个外国人担任中国的使臣呢?

  蒲安臣画像

  原来,186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已满,在总理衙门为他举办的饯行宴会上,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他的表态使恭亲王灵机一动。当时,清朝政府正在准备第一次派团出使西方,但是苦于缺乏合适的外交人才,并对礼仪问题感到左右为难。恭亲王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说蒲安臣率团出使可以避免两国交往中的礼仪纠葛,“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文庆、贾祯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见《中国近代史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900页。)建议委任蒲安臣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这个意见随即被采纳。

  1868年,蒲安臣被清廷任命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赐大清国二品顶戴花翎,并受遣率清政府首个外交使团出使欧美各国。蒲安臣这位美国驻中国公使,摇身一变成了大清帝国的 “钦差大臣”,也因而成就了外交史上的一段奇闻。

  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自上海虹口港起航,开始出访欧美各国。随同出访的有两名中国官员:总理衙门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以及翻译张德彝。

  1870年4月21日,蒲安臣使团离开俄国,转站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后,经法国马赛坐船返航,11月16日回到北京。本拟定1年之内完成的任务足足花费了2年8个月,除了蒲安臣病故以外,算是圆满结束。这次环球航行是晚清中国主动与外界交往的首次尝试,达到了预期目的。

  洋钦差干成了什么?

  1868年6月2日,使团到达华盛顿,次日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6月6日,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华盛顿接受了中国的第一封国书。蒲安臣使团此次出访取得了如下外交成果:

  一是签署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条约承认中国是一个平等的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规定道:“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何时开通电报、修筑铁路,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1868年,由蒲安臣带领的清政府首个外交使团。

  8月21日,蒲安臣在波士顿的演讲中,大谈这个条约对维护中国领土及主权完整的重大意义,他说:“这个条约,宣布中国领水的中立化,反对治外法权主义的要求,……由于在华的外人及其财产,受各该外国的法权管辖,他们就认为彼此有在中国领水内互相攻击的权利。这一个条约,阻碍了这一切无理的要求,它也勾消了所谓割让主义”;“那些居住在条约口岸的各国人民,认为他们的法权不仅可以管辖他们自己的人民,管辖他们自己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并且可以管辖中国和其他外国的人民。……现在这个条约,将这一切有关土地割让的要求,都一笔勾销了”;“这个国人现在可以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普鲁士人以及一切国家的人,并肩而立了。……我很高兴,美国有勇气实行它的伟大平等原则。”

  蒲安臣激动地说:“外国人在中国,惯于教训中国人,说他们何时应建筑铁路,何时应安设电线;而且,事实是他们企图管理中国的一切事务。这一个条约,宣布这一切要求,概归无效。条约特别指出,中国人欲于何时进行改革,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我很骄傲,这个国家(指美国)订立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

  从大的角度方面来说,《蒲安臣条约》是近代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的条约,清政府作为非战败的一方,经过双方的协商之后,“几乎所有这些条款,都是以蒲安臣任美国驻华公使六年的经验历史为背景”,“由美国国务卿按照驻华公使在身边所告诉他的写法写成。”(泰勒·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第324页。)较之前的条约签订过程更加公平。从条约内容本身来说,条约总计八条,涉及到中国的领土、领海等主权问题,华工出国的人身保障问题,宗教保护和互派留学生等问题,这是蒲安臣个人理想外交的表现。清政府得到了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

  二是促成美国作出了有利于维护在美华工利益,有利于中国人到美留学的承诺。就长远利益来说,《蒲安臣条约》的签订成为以后华人移民美国维护自身权利的依据,成为近代外交史上保护华侨移民的重要文件。条约的另一重要影响就是第七条,涉及到互派留学生的问题,这促成了1871年容闳的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计划的实施,为国人出国留学开了先河。正是由于《蒲安臣条约》中有明文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以在美国一体照办”,为此留学计划的实施提供前提保障和法律依据。这项计划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作用非同小可,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各个领域的高水平人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三是第一次在国外直接发出了中国的声音,扩大了中国在国外的影响。在美国,蒲安臣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强调中国欢迎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而各国应该对中国保持一种明智的态度。6月28日,蒲安臣在纽约市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他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说:“中国睁开它的眼睛了……它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若你们用强力去压迫那个伟大的民族,你们可以看到,任何想实行这种暴虐政策的企图,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使你们彼此卷入浴血的战争。”离开美国后,蒲安臣使团又相继出访了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在与这些国家交涉的过程中,蒲安臣也处处为中国利益着想,谋求与对方建立一种平等的外交关系。

  1868年7月18日,美国插画家Thomas Nast在《哈泼斯周刊》上刊出的绘画,描绘蒲安臣带领中国使团出访的画面。图中右侧坐立者为蒲安臣,意指他是微不足道的,他帮助介绍的中国使者才是最重要的。

  四是推动英国、德国政府发表了对中国有利的声明。12月26日,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会见了蒲安臣等人。28日,克拉兰敦发表照会,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实行修约缓进政策,“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并且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第330页。)在柏林,蒲安臣顺利地完成了谈判,首相俾斯麦发表了与英国类似的对中国有利的声明。俾斯麦给蒲安臣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很高兴主持中国政府与德国的第一次直接外交接触;我相信,按照国际法建立的这种交往将是双方互惠互利。您以及使团其他成员在这里所受到的款待证实了德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以及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而且,我还要愉快的告知您,日耳曼邦联和国王陛下将继续执行符合民意的政策。我们相信,两国的交往符合德国的利益,也有益于中国的安宁。”(闵锐:《蒲安臣使团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26页。)

  洋钦差为什么能不辱使命?

  1870年2月1日,使团由普鲁士前往俄国,2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但沙皇在会谈中竭力回避中俄领土纠纷等实质性内容,令蒲安臣心情抑郁愁闷、日夜焦虑:俄国“与中国毗连陆地万数千里。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失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会见次日感染肺炎病倒,而且病势日加。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肺炎在圣彼得堡突然逝世,年仅50岁。清朝政府为表彰蒲安臣出使期间“为国家效力”、竭力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特追授一品官衔,以及抚恤金一万两银子。

  蒲安臣把中国的外交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这一点十分难能可贵。蒲安臣去世后,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所写的悼词很具有代表性:“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今天,在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和堪萨斯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外交家。作为外国人的蒲安臣,为什么担任清朝政府第一个外交使节,能做到恪尽职守、不辱使命,即使是在与美国的交涉过程中,也没有“胳膊肘向外拐”,而是尽一切可能为中国争取权益,出色地完成出使任务呢?

  一是蒲安臣与他的好友林肯总统具有相同的理念,他们都同情被压迫民族和弱势群体,他们都同情黑人。蒲安臣是废奴运动的倡导者,反对虐待黑人,对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的种种不人道的行为大加谴责,1856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演讲《马萨诸塞州的抗辩》,这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演说词,也是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他全力协助林肯竞选总统,并因此于次年丢掉自己的议员席位。1848 年3 月,在巴黎二月革命和维也纳三月革命的影响下,布达佩斯发生了匈牙利人民反对奥地利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民族民主革命,蒲安臣当时发表了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林肯就职总统后很快任命他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发表过同情匈牙利革命的演说为由,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其就任。于是,林肯1861年6月14日重新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

  林肯

  二是蒲安臣的敬业精神使然。蒲安臣的理念中,大清政府是老板,他作为中国特使出访,就等于是为老板打工,既然是打工,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老板。自己现在的身份既然是 “大清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就要代表中国政府行使外交权力,为中国办事,所以在事关中国问题上,他据理力争、丝毫不含糊。

  三是蒲安臣的友华情结使然。在他任公使时期,有一次一位美国人在中国为非作歹,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不少麻烦,蒲安臣在听了中国受害人的证词后,立即以公使身份命令将那位美籍犯人处以死刑,拖出去吊死。蒲安臣是当时北京外国使团中说话最有分量的外国公使,也成了为中国利益考虑最多的外国人。不仅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总理衙门也对他好感倍增,与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处理清政府极为头痛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和白齐文事件当中,时任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都积极为中国一方出谋划策,给清政府留下了好印象。正如恭亲王在奏折中所褒扬:“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文庆、贾祯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见《中国近代史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900页)其温和的对华立场、高超的外交能力特别为清政府所看重。

  四是同蒲安臣本人的外交经验、智慧、技巧和努力分不开。蒲安臣选择先访问美国,使清政府得到了美国不干涉内政的保证,使使团的外交活动由此更有底气。美国的这种对华态度又直接影响了使团之后到访的国家,给当时的外交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蒲安臣为有利于欧洲之行,精心挑选了两名副手:左协理是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右协理是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

  五是与当时美国全民族盛行的“平等”、“博爱”的社会观念有关。蒲安臣走向外交舞台的时期,正好是美国废奴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之际,平等、博爱的思想观念一步步深入人心,相对于英法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作为新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社会中不乏有识之士能不同程度地理解、同情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苦难,能有一些有利于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作为,例如,八国联军侵华后,美国带头退还了部分庚子赔款。这是为什么蒲安臣使团出访,首先选择访问美国的原因。访美成功对蒲安臣使团出访来说有一个好的开头,开头好等于一半成功。

  作者简介

  袁南生,小学没有毕业考上北大,是北京大学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大使。原外交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在3家企业先后工作过17年,在4所大学先后工作过15年,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第二把手)、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中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大使、中国驻苏里南共和国大使、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2014年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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