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甲午之战的真正敌人是瘟疫

  甲午之战,无论是战前调查,战中因应,还是战后反省补救,日本政府着着领先于清廷。

  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在战争过程中毫无还手的机会。比如,就战备而言,日军在战争中,也曾面临过极大的困难。据日本历史学者藤村道生的研究:

  “日本士兵的真正敌人是瘟疫。因为没有建立预防体制,卫生设备很差,所以许多人病死了。在出征期间,入院治疗的达17万人。其中因重病而被送回国内的,约占派往海外士兵人数的三分之一,达六万七千六百人。在十七万入院患者中间,因战争而负伤的不过四千五百十九人。其余则是或患赤痢、疟疾、霍乱等传染病,或患脚气病。忽视卫生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量的人命牺牲。”①

  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调动总兵力,士兵24万余人,随军伕役15万余人。除伕役外,向海外派遣的军队数目是17万余人。

  换言之,此役日军虽有诸多准备,但在医疗后勤方面,仍存在致命缺陷。过半数士兵与随军伕役因病入院,逾三分之一的海外派遣士兵因重病不得不被送回日本。程度严重至此,一般情况下,已足以影响到整个战争的胜败。

  但日军在朝鲜-辽东战场和山东战场,遇到的不是“一般情况”,而是清廷陆军。

  据日方统计: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日军所消耗的弹药为:步枪子弹一百二十四万一千八百发,炮弹三万四千零九十发。派往海外的士兵,每人约放步枪子弹八发,每门大炮约放炮弹一百发。看看十年后日俄战争中的南山战役,它以三个师团为骨干的第二军,在两天的时间内,就消耗了大约同等数量的弹药。如果仅限于同清国陆军作战,就可知日清战争的军事规模,是微小的。”②

  日军人均8发步枪子弹,即击溃了清廷陆军,个中原因,显然与清军的落后体制关系甚大。

  早在甲午之战爆发的七年之前,日本间谍小川又次在呈报给天皇的《征讨清国策案》中,已有总结:清廷陆军百万之众,唯防勇、练军四十万人可用,而防勇、练军乃地方部队,部署极为分散,清廷铁路建设又极差,一旦有事,难以集中调遣。③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向光绪汇报“陆海兵数”时,也曾明言:沿海陆军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者,合计仅2万余人。④

  这与小川又次七年前的调查结果——直隶、山东地区,清廷练军、防勇总数仅5万人;吉林、盛京、黑龙江地区,练军、防勇总计不过2万余人——是高度吻合的。⑤

图:日本间谍小川又次

  也就是说,虽然清廷陆军在编制上号称有百万之众——八旗兵约三十万人、绿营兵约四十七万人、蒙古兵约十万人、勇兵约三十万人。合计约一百一十七万人——但整个甲午年陆战期间,在辽东、山东战场,清军实际上长期被日军集中优势兵力以多打少。

  诡异的是,以少打多的清军,在向朝廷索要弹药时,却频繁狮子大开口。“主事晋昌”曾于1895年1月向朝廷禀告:

  “前敌吃紧,军火将尽,请宪派员星夜解奉毛瑟、开斯子母各二百万粒,方足分布各营。”⑥

  这份奏折,从侧面反映出两大问题:

  (1)辽东战场一隅,索要如此数量规模的毛瑟枪、哈奇开斯枪弹药,可见当时清军所装备的武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较之日军所装备的村田铳,并不存在本质上的逊色,部分性能可能还要好过日军。

  (2)清廷陆军的可用士兵总数,与入侵日军相比并无优势,但这份奏折索要的弹药数量,却是日军整个战争中所耗弹药三倍有余,清廷陆军的训练状况和作战能力,不难推想。

  另以平壤战役为例。此役,清军出发往朝鲜时,每枪自带子弹150发,每炮自带炮弹50颗;后又自国内运去炮弹若干、子弹50万发,最终仅击毙日军180人。而日本媒体当日曾对外宣称:至1894年12月,共缴获清军炮弹260余万颗,子弹7745万余粒。⑦与晋昌索要弹药的奏折相对照,可知日媒披露的这一数据,遂难免夸张,但仍有相当的真实性。

图:描绘甲午之战日军获胜的日本浮世绘画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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