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褐色的内囊
“两个星期前，我在江滨工业园区的一家小超市买了一包华美护翼卫生巾，用到第三天出现过敏症状……发炎……痒……”7月12日，在浙江省义乌市佛堂镇，19岁的重庆打工妹小梅红着脸羞涩地向记者反映。
华美护翼卫生巾的生产厂家是义乌的一家乡镇企业，小梅买的这包卫生巾生产日期为2004年1月13日，保质期2年。
“我6月份才来佛堂镇打工，初来乍到，根本没想到是卫生巾的问题……”小梅没好意思将身体的变故告诉小姐妹，她以为是自己的清洁卫生没做好。
她在宿舍偷偷将毛巾用开水消了几次毒，每天也更为注意个人卫生，但是症状仍在加重，她对卫生巾心生疑虑，换了一种叫“安香”的卫生巾，这是江滨工业园区内的仟羽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的产品。
炎症有所缓解，但没过几天又开始反复，忧心忡忡的小梅私下询问老乡小琴，小琴一听就责备她，“义乌产的一些卫生巾不卫生，我们早就上过当，不敢用了。”小琴将小梅带到一家诊所，医生说小梅感染了霉菌。
在小梅的指引下，记者找到这家小超市，超市里销售的卫生巾几乎都是义乌本地和福建、江西等地产品，价格非常低廉，小梅买的这种16片组合装“华美”护翼卫生巾只售3元，而一包30片装“安香”卫生护垫也只卖3元。
老板娘很坦诚：“镇上的女人很少用这种卫生巾，都是卖给打工妹的，非常便宜，一片折算下来才1毛钱，而一片名牌的卫生巾要1元，打工妹舍不得买。”对于小梅的遭遇，老板娘习以为常，她回答记者，用这类卫生巾后过敏的女孩子不是少数。
记者撕开一片“华美”护翼卫生巾的内囊，一片黄褐色的污迹赫然显目。“怎么会这样？）老板娘愕然。
记者随即拨通包装袋上的电话，对方要求记者与经理联系，但经理的电话却无人接听。包装袋上标明华美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的地址为“浙赣线荷叶塘”，应该是指义乌市荷叶塘镇，但浙赣线荷叶塘段有数十公里，“浙赣线荷叶塘”显然有些含糊其词。
再拆开一包义乌市义亭镇安娜卫生用品厂的产品，内囊同样污迹斑斑，一捏，粉尘飞舞。记者拨通安娜卫生用品厂厂长的手机。
“你好，我是上海新民周刊的记者。”(厂长打断)“你们不要搞了……”“我还没说找你什么事，你怎么就让我不要搞？”“……我们什么事也没有……我在学摩托车，你不要搞了）
此后记者再与该厂长联系，他一听到记者声音就匆匆挂断电话，而当地百姓也不知道该厂的确切地址。
杀手“伴侣”
按照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标准》，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妇女经期卫生用品每克细菌菌落总数不得多于200个。
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和著名企业还共同参与起草了专门的卫生巾行业标准，做出更细致的规定，如“产品销售包装应能保证产品不受污染，应选用具有防潮、防渗、隔离性能好，且能密封的材料”。
然而，这几年，全国各地频频亮起红灯，查出大量细菌含量严重超标的卫生巾。
最为骇人听闻的是，2002年媒体曝光，成都市有人专门在一些城乡接合部的垃圾场和公共厕所捞捡使用过的卫生巾，以每片几分钱的价格卖给收集者，制造出“二次卫生巾”。
这些生产“二次卫生巾”的地方都在很偏僻的居民房里，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生产者先是把肮脏的卫生巾倒进一个水池里漂洗，再用硫磺烘干漂白。这些程序完成后，再用事先印刷好的仿冒包装袋重新包装。
“二次卫生巾”被送到一些批发市场及居民小区、城乡接合部的小商店出售，受害者多是乡镇妇女和一些女性农民工，他们反映使用了这些标有名牌标志但包装粗糙的卫生巾后，出现一些难以启齿的病症，引起夫妻间的猜疑，导致家庭关系不和。
广州媒体也曾报道，一个外来妹在偶尔使用了从地摊购买的两元一包的卫生巾后，居然感染了淋博浙江省卫生厅在一次抽查中也发现一家义乌厂家的卫生巾真菌菌落总数竟然超标48倍。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浙江乡镇企业在生产劣质卫生巾，且有产品流进上海、杭州等城市城乡接合部的小超市、小卖店。
一位在义亭镇、佛堂镇打工6年的江西民工告诉记者，这义亭镇、佛堂镇有十多家生产卫生巾的乡镇企业，每个镇的工业园区内都至少有三四家，在义亭镇境内的浙赣铁路线周边还隐藏着五六家作坊式的卫生巾地下生产点，佛堂镇工业园区附近的村庄则更多。
劣质隐患
义亭镇、佛堂镇的一些百姓也对江西民工的这个说法做出证实，义乌一家大型卫生巾生产公司的总经理王睿(化名)说：“几年前的确是这样，现在小作坊不一定有那么多，但肯定还有，只是隐蔽性高，难以被外界发现。”
如同温州鞋和乐清低压电器当年因质量差闻名全国，义乌在一段时间内也曾因卫生巾的造假在卫生巾行业内出名。一些国际品牌的公司感慨，他们在中国遇到的最大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品牌，而是假冒伪劣生产者。
王睿告诉记者，义乌的地下卫生巾产业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至1999年到达鼎盛，卫生巾产业利润丰厚，最先一批淘金者发家致富后，更多的农民企业家加入“逐鹿”。
当时，义乌共有60多家卫生巾生产企业，但真正达到生产要求的不过10家，甚至有一些造纸厂也纷纷转产卫生巾，地下卫生巾产业暗线之庞大令人吃惊。据说，义乌当时甚至出现了个别专门制造假名牌卫生巾的村子。
“无论是正规的、假冒的还是劣质的，都依附义乌小商品市场流向全国。”这给义乌在外形象造成了很大损害。
2001年，义乌市有关部门开始严厉打击，地下卫生巾生产开始萎缩，一些制假者迁出义乌，向其他地区转移。
而留在义乌的企业中，一部分逐步发展壮大后“改邪归正”，剩下的则越加狡猾，造假行为更趋隐蔽，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他们愈加团结，分工明确，互通打假信息，为避开执法部门的检查，制假者通常选择凌晨或者周末工作，半夜出货，跟打假搞时间差。
另一个常年跑销售的义乌人说，义乌当地有个别生产创可贴的企业白天生产创可贴，晚上关起厂门来偷偷生产卫生巾。
王睿说，卫生巾的生产流程要求相当严格，一条卫生完全达标的流水线，投资需要几千万元，但现在义乌的这些卫生巾厂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有这样实力。
义乌现有十几家卫生巾乡镇企业，几乎都集中在义亭与佛堂，王睿说，这些企业从温州购进机器，一般只需十几万元，甚至还有企业购买淘汰的生产线，只需几万元，再有二十几万流动资金，立即可以上马。
设备的限制使得这些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突出。王睿说，卫生巾应该是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无人工接触，开机前要用紫外线消毒半个小时，工人须持有健康证，进车间时必须严格消毒。
但小企业统统做不到，它们多是人工化操作，在炎热的夏季，车间没有空调，工人挥汗如雨，汗涔涔的手直接接触卫生巾，极易导致卫生巾染上真菌。
“我们使用六七千元一吨的卫生巾专用进口绒毛浆，但他们使用的则是三四千元一吨的造纸用板浆，板浆的卫生标准与卫生巾相差十万八千里。”
“就这样，还有一些企业偷工减料。大公司刚开机生产的几百片卫生巾，考虑到接触空气可能受到污染，都淘汰了，小企业就以三千元一吨的半价收购回去再加工。”
王睿说，一些隐藏在居民家中的小作坊问题更为严重，这些作坊有时候会带着原材料到稍大一点的企业初加工成半成品，然后在家里包装。卫生巾半成品就直接堆放在地上，进行分装，有些加贴假冒标识，冒充真货销售。
而义乌有众多服装厂、鞋袜厂，每天都会产生大量废弃工业下脚料，一些人会将这些废弃品收来，“用二次粉碎的黑心棉生产的卫生巾质量最为低劣，内囊用的浆棉如同豆腐渣，一捻就碎。”
这样生产出的劣质卫生巾成本低廉，佛堂镇那家小超市的老板告诉记者，16片包装的卫生巾零售价3元，进价只有2元2角。
揭穿遮眼法
王睿告诉记者，劣质卫生巾主要销往农村地区，厂家往往处心积虑，使尽遮眼法蒙蔽消费者，要命的是，农村的女孩子自我保护意识普遍薄弱。
劣质卫生巾多在包装上做文章，打上“消费者信得过产品”等字样，印上执行标准号与卫生许可号，但王睿说，劣质卫生巾大多没有备案号，有备案号就意味着企业经浙江省疾病控制中心等部门备案，是正规企业。
“有些消费者认为卫生巾越白越好，其实有些掺杂了大量危害人体健康的石灰粉和荧光剂。还有厂家违规使用国家禁止的复合袋包装，复合袋中的有毒化学成分会渗透进卫生纸。”用复合袋成本反倒会提高，但厂家看中的是它的光亮度好，卖相好，容易吸引消费者。
“正规产品除了大包装，里面的每一小包还有一个包装膜，但劣质卫生巾没有，为什么呢？不用包装膜，消费者选购时更容易看到袋里的卫生巾很白，更易上当。其实应该用小包装，洗手间里潮湿，如果没有包装膜，剩余的卫生巾裸露在空气中，容易吸潮霉变，滋生细菌。”
王睿说，小企业品牌杂乱，一个厂常有三四个品牌，一旦一个品牌在市场上反应冷淡，立即换上另一个品牌，而大的企业一般只有一两个品牌着力打造名气。
王睿说，浙江卫生巾地下生产主要集中在温州、萧山、义乌三地，以萧山为最，劣质产品除销往农村地区，还有部分流进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城乡接合部的小超市、小卖店。
上海白领小姐“品牌忠诚度”颇高，不轻易使用其他品牌，但有时碰到“紧急情况”，为避免尴尬，也不得已就近买一包廉价卫生巾救急。
曾有媒体报道，一家外资公司女职员，在公司附近买过一包5元的卫生巾救急，用了一个多月后，感到皮肤瘙痒难受，去医院诊断下来是链球菌感染。
然而，金黄色葡萄球菌、念珠菌这样的感染要断定是不是使用卫生巾引起的，医院有时也拿不准，这客观上给劣质卫生巾提供了“淘浆糊”的机会。
“不光是卫生巾，成人尿布、儿童尿布都是如此。一些大城市写字楼的大卷装卫生纸也面临同样问题。”
王睿说，义乌的这些小企业很多都有政府部门发放的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必须对这些企业进行整改，否则有一天真要大声疾呼“妇女同胞高危”了。
设为首页 分类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