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次灾害事件中，这应该是中外记者进入灾区人数最多的一次，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目前在广东汕头大学任教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新闻副总裁Peter Herford说：“信息的自由传播已成了这次灾难的一个亮点。”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中共在这次事件中的开放程度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操心”灾情的众多记者也成了人们“操心”的对象。
五月二十一日，中国心理学界发出倡议：不建议采访此次受灾的儿童青少年，特别是伤残的儿童青少年；如果必要的话建议文字采访。
另外，有些在灾区采访的记者本身也成了“受灾者”。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认为：“大量现场记者心理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他们看到了更多的惨烈状况，加上身体疲惫，精神受到创伤很大。”
记者们持续活跃的采访活动也给灾区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了保障境外记者安全，四川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已专门设置办公点，为各国记者提供相关证件和必要的讯息。
二十二日是全国哀悼日过后的第一天，悲痛之中的媒体报章多了一份沉静的思考。此间《新京报》呼吁：尽量绕过那些显而易见的、可能因采访而生的“人造伤痛”，期待“克制性采访”成为所有震灾报道媒体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