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蔚菡 高金环 曾志铭 文／图
２７日上午，一部以鼓浪屿为题材，融合了家族兴衰史、南洋华侨奋斗史的电视剧《燃情之岛》剧本研讨会，在鼓浪屿海上花园酒店召开。
３０集电视连续剧，长达５５年的时间跨度（１８８２年－１９３７年），正是鼓浪屿孕育辉煌、光彩照人的一个时期。
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主任叶细致表示，这部电视剧将展现中西文化、多元文化在岛上的碰撞交融，鼓浪屿人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及思维方式，因此，这会是一部记录历史的电视剧。
何丙仲，原鼓浪屿博物馆馆长，已退休在家潜心考究鼓浪屿人文历史。他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且出身名门，热衷本地风俗人情，时常出入深宅大院，收集大量资料。在他的眼中，鼓浪屿的草根文化正逐渐消逝。
旧时鼓浪屿是骄傲的象征
“鼓浪屿人”曾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身份
早在宋元时，已有先民上岛渔耕为业；至明清时期，鼓浪屿更是帆樯相望，阡陌纵横，村舍错落，一派优美的田园风光。更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正是以鼓浪屿为基地操练水师，率军收复了宝岛台湾。先民的开发，赋予了鼓浪屿无法抹去的闽南文化底蕴。
然而，鼓浪屿最为美好的韶华时光还是进入近代以后。
１８４２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厦门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翌年１１月正式开埠。各国相继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海关、邮局、银行、教堂、学校、医院、洋行等也纷纷出现。１９０２年１月，列强与清政府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和《续订公地条约》，并于翌年成立工部局，鼓浪屿成为近代中国唯一由十余国共管的“公共租界”。
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的十余年间，华侨、侨眷在鼓浪屿投资建造的楼房多达１０１４幢。至１９３７年，鼓浪屿基本确立了她“万国建筑博览会”的景观风貌。
然而，对真正了解鼓浪屿的人来说，更令人着迷的却是她所特有的浓厚人文气息。
鼓浪屿人文特色的形成，与基督教的传播和近代教育的兴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１９世纪中叶起，基督教逐渐成为岛上占据优势的信仰。基督教与西洋音乐素有密切的关系，当宗教活动成为鼓浪屿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也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之中。
同时，教会学校兴起，居住在岛上的华侨富商也投资办学，幼儿园、小学、中学一应俱全，使得鼓浪屿成为近代中国基础教育最早兴起的地方之一。
据史料记载，在弹丸之地的鼓浪屿上，先后出现过私塾１２个，幼儿园８个，小学２２个，中学２８个，中专９个，大专７个。
教育的普及提高了居民的整体素质，西化的生活方式在岛上逐渐成为主流。在旧时的厦门，“鼓浪屿人”这四个字表明的并不仅仅是居住的地点，它更意味着良好的教养，是一种值得骄傲的身份。
中西文化激荡出“博爱平等”
厦大老校长林文庆为谈孔子请小孩喝咖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博爱平等已经是这个小岛的文化。林文庆，新加坡著名华侨，在新加坡出生长大，幼时熟读“四书”、“五经”，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医学院，医学博士。
林文庆在鼓浪屿笔架山顶的别墅住了１６年，他每天走几里路去码头坐船到厦门大学上班。虽然他接受西学教育，但却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凡事以夫子信条为准，在他当厦门大学校长期间，一到孔子诞辰之日，全校师生就放假一天。但是，他对“反孔”人士却以礼相待，甚至高薪聘请“反孔”旗手鲁迅到厦大任教。
林文庆居住在鼓浪屿时，据说他家产地在哥伦比亚的“极品”咖啡让人垂涎。当时，有两个小学生，一个是庄克昌，另一个叫邵庆之，他们一个后来成为菲律宾中正学院的教授，另一个成了毓德女中的老师，年少的两人当时凑在一起就想着如何能骗到林文庆的咖啡喝。
一日，二人想到林文庆“好”孔子，便来到林文庆家中，跟林文庆说：“我们非常喜欢孔子，想与你讨教‘孔子之道’。”
林文庆听了欣喜异常，说：“这么小的孩子，居然懂得孔子，真是宝贝！”忙叫人“上咖啡”。于是，二人在那个非常美妙的下午，品尝到了鼓浪屿上最好喝的咖啡。
１９５７年１月１日，林文庆在新加坡去世，终年８８岁。林文庆在临终前立下遗嘱，将厦门鼓浪屿笔架山别墅和遗产的五分之三捐赠给厦门大学。
到了晚年，庄克昌在《感旧录》中称，我们屁大小孩，哪懂孔子。就为了两杯咖啡，竟欺骗这么好的一个伟人，很是惭愧。
一个当年就已知名的文人学士、大学校长，竟肯和两孩童喝着咖啡谈孔子，不正是“博爱平等”的体现？
鼓浪屿风水人情成为名人胎教
研究出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的卢戆章每次借报纸都坚持给对方立字据
特殊的时代气息造就了鼓浪屿上“群星荟萃”。这些人中，有的“生于斯，长于斯”，鼓浪屿的风水人情成为其胎教之一，如林巧稚、颜宝玲；有些人则是年少移植过去，受鼓浪屿开智，如林语堂、张圣才。
卢戆章，近代拼音文字改革的先驱，也是典型代表之一。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就是卢戆章研究发展出来的。
且不说，这套方法的产生，就受益于当时鼓浪屿上的传教士。卢戆章性格上“规矩到迂腐”更是那个年代鼓浪屿人的一大特色。
他的迂腐，在“借报纸”一事上最具代表性。据称，因家境不好，卢戆章当时买不起报纸，只能每天向邻居借。而每次借，他都坚持要给对方立下字据，写着“此向×××借报纸，用毕归还”。
到了晚年，卢戆章因“新文字改革”太慢，在家痛呼“一生无所作为”。邻居就安慰说，“你已经很有名了，以后借报纸不用再给我写字条了！”
据了解，卢戆章是同安古庄人，年少时因有亲戚在鼓浪屿三一教堂当牧师，遂到此投奔。在鼓浪屿，他学会了一点英语，之后又漂洋过海到新加坡进修。
回到厦门后，他定居于鼓浪屿内厝沃，并开办了“中西学”，用不太灵光的中文教授外国人讲闽南语，并出了一部《一目了然初阶》，为岛上居民“扫盲”。
“市井小民”爱讲古谈经
泥瓦匠何寸金虽工艺一般，却信口吟来就是十几首唐诗
除了文人雅士，鼓浪屿“重教”的氛围也陶冶着市井小巷中的一般老百姓。
就说在内厝澳吧，住着一位大脚的搬运工老波。他白天帮人扛扛大活，晚上一定到设于龙头市场东门外的“讲古场”报到。虽大字不识，三国人物、唐太宗，他却是耳熟能详；如今已头发半白的老人回忆起老波，还能想起他每次听完说书后，眉飞色舞，走起路“梆梆”响的神态。
另外，同在内厝沃，还有个一手拿瓦刀一边吟古诗的泥瓦匠，叫何寸金，虽工艺一般，却信口吟来就是十几首的唐诗，倒背如流。每到过年，就和当小学校长的太太的姐夫一起念古诗喝烧酒，在风声沙沙中，两人从初一到初四，脚不离床，说文讲古，甚是惬意！
作为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代表，文史专家何丙仲这样描述鼓浪屿上的草根们：重教、幽默、平和、低调、按部就班、规矩。
例如，因为当时的学校都有家政科，鼓浪屿上的女孩子有修养且朴素，动作虽快，却不躁动。享受着天风海涛，鼓浪屿人逐渐养成不爱竞争的性格，就如林语堂自己常说“更愿意考第二”。
殖民教育下的鼓浪屿人，学校毕业后马上就可以到洋行按照程序工作，不需要拼命，也养成了按部就班的性格。长期以来，形成不越雷池的氛围。而岛上一些为避难跑来的土财主、土匪，很被当地人瞧不起，为此很低调，有钱也不敢张扬。
何丙仲说，这个７．８平方公里的小岛上，这边打个喷嚏，那边就听见了，由于父辈们都认识，大家从小就得到一种爱护，有一种安全感，为此，小孩子规矩得不得了，而称鼓浪屿天堂的地方就在这里。当然，身为租界，鼓浪屿也有不光彩的一面。
而鼓浪屿“琴岛”之名，其实，也是当年鼓浪屿上人文历史遗留的一小部分产物。
如今已年近花甲的岛上老人，还记得，少不更事时最开心的就是别人家里有丧事，因为这意味着又有一场小型“音乐会”可以聆听。当时岛上送葬都有殡葬队，什么音乐都吹，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海顿名曲……“遇上熟识的，我们这些小孩就拉着小提琴高兴地跟在后面”。
老人说，音乐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无形产生的。
文化不该成为一种符号
提及过去的岁月，如今鼓浪屿老居民的态度几乎都是“避而不谈”。“过去怎样”已牢牢刻印在他们的脑海里，现在提起似乎成了他们的伤痛；让他们谈谈现在，得到的回答却是“有什么可以拿来谈的”。
何丙仲认为，近代有很多具有时代特点的区域文化，但人们以前更注重过程研究，区域文化研究不到位，鸦片战争后，与西方社会接触的大地方，如上海、广州、天津等的研究比较深入。作为公共租界，鼓浪屿是否与单个租界一样值得研究？很不幸，对鼓浪屿文化形成历史的研究是滞后的。
同时，鼓浪屿的草根文化随着居民年龄的老化、搬迁等载体的消逝，而异化、走样。目前，所有书籍和资料呈现出来的草根文化是零碎且不充分的，深入研究困难很大。
当年教育兴盛时吸引了很多孩子来就读，学校和医院的培训机构也非常多。而现在，所有这些都被搬走了，最伤筋动骨的也就是这些。
何丙仲说，“目前的鼓浪屿风雨飘摇，只成了一个符号和一种回忆，而文化不该是符号。不能建设得比以前更好就是退步，应该利用现在更好的趋势打造文化。”
文化环境的保护要优先
１８４１年以来，有人说鼓浪屿曾经是屈辱的，但不可否认在这种“殖民文化”的推行中，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形成了一种别样的生活。
在《真水无香中》，舒婷缅怀了很多渐行渐远的身影，其中不乏一些艺术名人。她说：“不堪其扰且生息不便的原住居民渐渐迁徙，因无力修缮被迫放弃的老别墅更加颓败，把一个世纪的精美绝伦，密码一般，破碎在苍凉的断垣上。”
的确，成为拥挤的旅游区后，鼓浪屿不可避免地正在消耗人文色彩与古典魅力。谁来管这事？怎样管？争议很多。
近代是鼓浪屿最光彩照人的一个时期，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建筑艺术相得益彰，不可分离。
旅游资源不单纯是景观、是经济资源，更是文化资源，而文化环境的保护应是首要的、优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