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实施了11年的《律师法》将被新法所取代，其中新增、修订条款多达40余条，着重解决了“会见难”、“阅卷难”等长期存在于律师界的“老大难”问题，并增加了“个人可设律师所”、取证可借用司法强制力等内容。

　　《律师法》的修正亮点频现，有望解决过去律师执业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但希望这一部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还需要《律师法》相应的实施细则的跟进，解决与其他法律存在冲突的问题，打破一些地方侦查、司法机关权力缺乏监督的“潜规则”，从而让《律师法》保障人权的作用顺利实现。

　　举例来说，《律师法》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这是对律师“法庭言论豁免权”的规定，对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什么是“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如无明确规定的话，在实践中很容易形成某种“潜规则”，导致律师的意见变相地被压制。

　　再比如说，对于没有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在《律师法》修正之前，就规定律师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要会见犯罪嫌疑人往往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那么，《律师法》修正后，某些侦查机关会不会以其他形式来限制律师的“会见权”，形成新的“潜规则”呢？

　　对此，笔者建议，仍需在完善监督与制约公权力的制度上下工夫，要依法规制侦查和司法权力；人大要加大对《律师法》实施的执法力度，坚决纠正违法现象；立法机关应当及时针对法律冲突和法律存在的漏洞加强立法，制订具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让《律师法》发挥更大的保障人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