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多所学校倒塌，在地动山摇的那一刻，都江堰某中学教师范美忠选择了独自逃跑，把学生丢在了后面。

　　5月22日，范美忠将这段经历在博客中公开，成为舆论焦点。随后他再次发表言论：“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这一言论再次将范美忠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有人认为他是不道德的，违背了职业伦理；也有人认为在危急时刻选择自己的生命，是一种本能，不应该苛责。

　　6月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海明接受了本报专访。

　　中国青年报：对于范美忠逃跑这件事，你怎么看？

　　王海明：作为一名教师，他享受了权利，如工资、福利等等，却没有履行义务和责任。这就是只索取不奉献，这就是不公正。

　　职业道德最基本的境界是责任，高一点的境界是“分外善行”。救助素不相识的路人是“分外善行”，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作为一名教师，在地震的情况下救助学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不是“分外善行”，是分内的事情。这种境界固然高尚，但它属于公正的范畴，属于履行责任的范畴。逃跑这种行为本身，属于最严重的不道德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中国青年报：但有人认为，在那种非常状况下，人们本能的求生欲望做出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王海明：其他教师都没有临阵脱逃啊，也就这么一个范美忠。这说明什么呢？在大地震中的其他教师都没逃，说明这是基本的道德，而范美忠的行为已经越过了道德底线。

　　亚里士多德讲“公正是最重要的道德”，一直到现在，没有人否认他。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说过“仁爱是社会大厦的花环，公正是社会大厦得以建立的栋梁”。所以违背公正是不可饶恕的。教师正在上课，完全是职务范围内的事情，学生面临着生死，你跑了，就是临阵脱逃。

　　中国青年报：这就是范美忠被公众强烈谴责的原因吗？

　　王海明：对。其实他在博客上把自己想的东西说出来，是言论自由。就诚实这一点是可取的；但他不知耻，这是不可取的。所以王夫之讲，诚实而不知耻不如虚伪而知耻。

　　虚伪而知耻，就是说你知道这是可耻的东西，还能有改正和拯救的希望；要是诚实而不知耻，那你就没救了。你都不知道那是可耻的，你还能改正你的错误吗？你还能提升你的道德境界吗？不能只看他诚实的一面就说好，也不能只看他虚伪的一面就说他完全坏。

　　因为一个社会的品德是好是坏，取决于道德的总原则——善恶，是善多还是恶多，不是取决于诚实和虚伪。诚实和虚伪不是道德原则，是道德规范。

　　中国青年报：陕西省汉中市勉县教育局6月2日出台了一条新规定，高考期间若碰上余震，教师比学生先跑的将被处罚。消息一出当即引起广泛争议，有网友质疑规定“强人所难”，不顾教师生死。你怎么看？

　　王海明：就规定本身来说没有错。严格来讲道德规范和法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诉诸法律，可能遭到非议。这个规定显示了我们国民的品德比较低下，使我们自身可能显得很丑陋。

　　中国青年报：法律需要对人们的善行做出规定吗？这不是道德约束的范畴吗？

　　王海明：比如说捐献，在涉及民族兴亡，中国人生死存亡的时候，每个人的捐献都不是“分外善行”。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善行升格为义务和责任，是有强制性的。每个人都要捐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享有权利，当然也应该履行义务。

　　中国青年报：你的意思是对于这次大地震每个人都必须捐款吗？

　　王海明：是呀。很多人是把捐款当成善行，没有理解成责任和义务。他们不知道在特殊情况下，在非常时刻，为国家做贡献更是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善行。

　　同时，捐献还要跟收入成比例，收入多的人多捐献是你的责任和义务，收入少的人也要履行捐款的责任和义务，不捐献是不履行责任和义务。

　　中国青年报：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对于汶川大地震的捐款，46.8%的公众认为爱心捐款量力而为就可以了，46.4%的公众认同“爱心捐款，1元与100万元没有实质差别”的说法。你认为需要看重捐款数和收入是否成比例吗？

　　王海明：我个人认为，那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正常情况下，捐与不捐是你有没有爱心的问题，但在非常时期，捐献不仅仅是爱心的体现，它是一个责任心的体现。收入、权利的享有和义务、责任的履行应该是成比例的。有的明星，收入上亿，捐了50万，收入和捐献不成比例，就是没有很好地履行义务。公正在这里要求每个人的收入和他履行的捐献义务的比例应该对等。

　　中国青年报：这个比例如何确定？

　　王海明：国家不可能做这么细的规定，这个靠经验的积累——老百姓心中都有杆秤。比如说乞丐，他捐5块钱，相当于把全部收入都捐了，5块就是100%，人们就很肯定他。为什么人们觉得有的明星和企业捐得少？他们本来捐得不少，但是和收入不成正比。你更多地利用了社会提供的资源，你就应该多捐，否则就违背了公正原则。所以，人们在网上对他们进行通缉声讨。但这是低的强制，还应该有其他强制，比如说有关组织、机构是否应该进行权力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