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山到汶川

　　我们这样记录灾难

　　汶川地震,上千名中国摄影者坚定地站到了抗震救灾第一线。

　　忍受着无法言说的悲痛,挺身到最悲惨和最危险的地方,不同身份的摄影者—— 新闻记者、自由摄影者、业余爱好者—— 记录着大地震的每一个细节,最大限度地呈现并传播真实的灾难现场。和现场救援的士兵一样,他们也为每一个生命竭尽全力。

　　经由他们的镜头,巨大的灾难被自己的人民和世界知晓,政府的坦诚态度感动了所有心系地震的人。

　　或许最终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摄影者在大地震现场,而这样的统计比起摄影者用情感用性命换来的灾难记录微不足道;也远远不能用“视觉完美”和“冲击力”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汶川地震的照片,与中国灾难性摄影报道终于顺应新闻规律、走上正轨相比,那些专业字眼不值一提。

　　而另外一些数字在这里可以重温:32年前,唐山地震,新华社只派出3名摄影记者,其他的摄影者加起来也不超过20人;地震5天后的8月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右下角刊出与唐山地震有关的第一张照片,而震后的150天里,《人民日报》刊发的相关照片共83张。

　　在1976年的唐山,拍摄废墟中尸体挖掘的新华社记者,曾被工人纠察队和群众抢下相机盘查;而在汶川灾区,到处可见拍照的人们,除了专业摄影者,很多受灾群众和救援者也将镜头对准灾难现场,尽管他们的器材可能只是廉价的手机。

　　正视灾难并忠实记录、深刻铭记,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弥足珍贵。

　　向用影像记录灾难历史的摄影者们致意!

　在一片废墟中,到处可以看到在拍照的人们,无论受灾群众还是前来救援的人,都在利用手边的一切记录大地震后的影响,其中大部分是廉价的手机

　　何茂华曾在北川拍了两张最得意的照片:《羌族绣花女》、《羌族耳乡》。上周,上海的一个国际摄影展刚刚通知他,后者已入选并可能获得一个奖项。

　　接到通知的时候,绵阳市中小企业局局长何茂华正在北川的陈家坝乡参与救灾。他遥望着大山深处拍摄这些照片的地方—— 那些美丽的羌族姑娘,还有幽默的羌族老人,是否安好?

　　作为业余摄影爱好者,何茂华已计划在灾后重返这些乡村,用自己那台佳能5D照相机记录100个受灾者的10年灾后生活。

　　在大地震中,何茂华创造了许多专业摄影者无法达到的记录:5月12日21时30分左右到达北川中学。这个时间要略早于第一批进入北川的新闻记者—— 《绵阳晚报》的记者团队。

　　每早一分钟,镜头就会多记录一分痛苦、一分灾难,还有一分坚强和勇气。

　　现在,何茂华已将3000多张照片收入14张光盘,其中大多数照片描述了普通人在地震中的细节。他甚至还来不及好好整理。三周来的奔波和救援,已经让53岁的他感到疲惫。晚上22时,何茂华告诉记者一会儿还要到市委开会。

　　3年前,何茂华偶然看到了印度哲人奥修的《生命的真意》。“活着的意义就是欣赏自然、艺术和爱。”他说,这本书告诉人们在伟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生命、一切欲望都显得无比渺小。

　　从此他开始学习摄影,希望记录自然与人生。

　　3年后,作为第一批进入北川救灾的干部,何茂华果然见证并记录了自然的力量,只不过它通过另一种极端的形势表现了出来:大地震。

　　大雨里哀呼的母亲

　　打开何茂华的博客,最后一次更新是在5月11日23时,题目是“祝世界上所有母亲节日快乐”。他发了4张照片:第一张是一位三四十岁的妇女正在为满头白发的母亲修脚,第二张是20多岁的少妇在喂孩子吃饭。

　　第二天,他就见到了更多的母亲,哀痛而绝望的母亲。

　　5月12日下午5点多,接到开会通知的何茂华来到绵阳市委。他发现这竟然是一个“流水会”:市政法委书记和秘书长向不断到来的局委负责人布置救灾任务,来一拨,讲一拨,派走一拨。

　　给中小企业局的任务是尽量集合50岁以下的干部职工立刻赶到北川参加救援,没有告诉他们那里的详细情况。何茂华只知道,有人到绵阳报告说,北川毁了。

　　他回家拿了件衣服,下意识地顺手抄起买了一年多的照相机。结果这台佳能5D成为最早进入北川的专业摄影器材之一。

　　21时,车辆在黑暗中接近北川,由于公路堵塞,一行人开始徒步行进。一路上满是烟尘,他们依稀可以看到公路两侧疲惫不堪的逃生者。许多人没有带任何家当,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大睁着眼睛却没有一丝力气。

　　何茂华说,过去学摄影看了很多记录灾难的作品,但即使最令人震撼的照片也没有这一路上见到的情景令他难忘。“照片只记录画面,不能记载那个时候的空气和声音。”但他没想到,更大的震惊还在前方。

　　21时30分左右,北川中学,何茂华一进入大门就惊呆了,黑压压的人群围着几座废墟,瓦砾下的孩子们当时还能发出响亮的求救声。他们一群人拿着木棍和铁锹冲上废墟。挖着挖着,何茂华哭了,这些单薄的工具根本无法撬动巨大的预制板和水泥块。

　　不久,一支2000多人的军队到达了北川中学,这就是后来被广为报道的红军师。军人们几乎徒手挖出了一个男孩。红军师在北川中学抢救出的第一个学生,也成为何茂华在地震中拍摄的第一张照片的主角。

　　“那个男孩下身被压住了,抢救的过程中几乎没说一句话。等把他放在门板上,他叫了一声痛。翻过身才发现,他后背上都是血。”第二张照片是两个女生,大约上高中的模样,受伤不重,但满脸都是惊恐和泪水。

　　第三张是一个初三的女生,大部分身体被压在一块预制板下边,上身露出来不断呕吐。中小企业局的一个女同志走过去拉着她的手,给她擦干净嘴角。后来这位女同志一直陪着女孩等了4个多小时,直到她被救出来。

　　第四张是一个巨大、正方形的水泥块被军人艰难地掀起来,下边有4个孩子,两个脸朝下,两个仰面。只有一个仰面的男孩活了下来,他的衬衫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不久,天下起了雨。家长们站在雨里,没有任何雨具。母亲们就那样不顾一切的呼喊着,一直到第二天。

　　通过照片看到这座城市的毁灭和生命的流逝

　　从3年前拿起照相机开始,何茂华就喜欢把镜头对准路边普通的老百姓、田间耕作的农民。他总觉得这是被历史记载和影像记录忽视的人群。

　　打开何茂华的作品集,人像占了主要的篇幅。老人脸上镌刻沧桑的皱纹、孩子稚嫩的笑脸都被清晰地拍摄了下来。

　　5月12日夜里,一个又一个焦急的母亲成为何茂华镜头的主角,还有正在施救的士兵、惊魂未定的学生……“不是设想好的,而是到那里就会觉得,他们的脸最吸引你。”

　　红军师师长王凯大概是何茂华拍下的第一个“大干部”。当何茂华把镜头转向这位军官和他的士兵时,并没有人阻拦。其实从进入北川开始,显眼的大相机就挂在这位外表普通的公务员肩上。

　　见到北川县长经大忠,两个人都没说话,先流了眼泪。作为市中小企业局的下属对口单位,北川县中小企业局17个人,有9人遇难或失踪。

　　北川大酒店落成后,何茂华曾专门来拍这个极具民族特色的大楼,上边有羊头雕塑等许多羌族印记。那时候,镜头里满目笑脸。再到这里时,倾斜的酒店已经成为伤员的临时安置点,哭声一片。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需要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作为绵阳历史的一部分。后来的人们,应该通过他的照片看到这座城市的毁灭和这些生命的流逝。何茂华说,在饥饿和疲倦中他的手没颤抖过,一种从心底里发出的激动,反而让他十分有力。在施救的间隙,他一张一张地拍下了大地震后的北川人。

　　下午,何茂华接到任务,去北川中学找到北川县委书记宋明,向他通报县城里的救援需求。一共有3条:需要多拿装尸袋进县城,尽快恢复公路,提供大型设备。

　　何茂华一路抬着担架走出县城,大雨中不断有人和担架一起摔倒在泥水里。

　　困境中的受灾者

　　在一片废墟中,到处可以看到在拍照的人们,无论受灾者还是前来救援的人,都在利用手边的一切记录大地震后的影响,其中大部分是廉价的手机。

　　这时已有大量震区的照片出现在互联网上,全世界的人都亲眼目睹了大地震的后果,而更多职业摄影者正从各地赶来。

　　何茂华后来又做了一件事,受命回绵阳组织4车食品、清水去北川县的陈家坝乡。辗转凑齐物资,14日下午,中小企业局的车队开始向陈家坝这个救援“孤岛”开进。

　　两天没有食物和水,一路上遇到的许多受灾者丧失了理智,何茂华他们声嘶力竭地维护着车上的东西。他知道,他们也是为了幸存的老人和孩子。

　　到了半路上的桂溪,何茂华还是卸下了两车水和食品。困境中的受灾者,也将成为何茂华照片中的一个主题。

　　这个时候,何茂华已经开始设想有计划地拍一些照片,从不同角度反映这场大地震。这些照片的核心,就是记录灾难中的人们。

　　在大地震刚发生的3天里,何茂华的相机从来没离开过身边,这是来自大地震一线最早的一批图片。他现在还没有考虑如何把它们分类。不过他知道,和现实的记录相比,后期的一切处理都已无足轻重。-

团团圆圆的馆舍已成废墟,上面的山垮了下来。工作人员在地震的当天下午找到了团团,以为圆圆遇难了,都很难过,但是三天后圆圆自己回来了,真是莫大的惊喜

　　当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忽然剧烈地摇晃起来,楼上的人们开始往楼下跑,他在摇晃中找到钥匙,打开保险柜,取出相机,随手拍了一张办公室的照片,然后走到楼道的窗户边,向下俯拍街上惊惶聚集的人群。

　　6分钟后,他发出了全世界第一张汶川大地震的照片。

　　“当时没有多想,是职业本能。”他说。

　　陈燮,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职业摄影记者。也是地震后第一个进入都江堰、绵竹和北川的摄影记者。

　　挂念两个孩子

　　“关注孩子,是生物的本能,动物碰到危险的情况也会先保护自己的孩子。”陈燮说。

　　13日凌晨6点多,他到达北川县城,北川中学,就在县城边上。

　　校园里有很多幸存的学生裹着棉被,小雨,很冷。废墟上有消防队和武警在紧张地搜救,家长在焦心地等待,比哭喊更沉重的悲伤浓得化不开。

　　“这些孩子的年龄跟我的孩子差不多,我情感上接受不了。”陈燮“不忍心”拍悲惨场景,把镜头重点放在救援的积极方面。

　　当他准备往北川中学的废墟上走的时候,看到一个穿蓝上衣的男孩,站在废墟上,手里高举着一个输液的吊瓶,很显眼。

　　他下面的水泥板夹缝中躺着一个男孩,腿被预制板压住,只露着上半身,面色如灰。

　　他拍下的这张照片随即广泛流传。

　　“作为一个职业摄影师,一定要给历史留下真实的影像。”

　　14日,陈燮再一次进入北川县城,他强迫自己拍下一些悲惨的镜头。但是情感上还是比较抗拒。因此,他选择了一些含蓄的角度,尽量回避死者的脸和眼睛,从侧面或背面拍过去。“怕哪天,万一被他们父母看到了,会受不了。”

　　记者在他的电脑中看到一张照片:几块预制板的裂缝处,有几个身体埋在下面,头挤在一起,脸向下。从乌黑的头发和发型判断,应该是几个十几岁的男孩。

　　在北川中学,陈燮看到,楼板掀开,里面一个班的学生,全是死尸。“就是人间地狱。”

　　从业21年的陈燮,由于职业原因接触过不少悲惨的事件,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生命在自己眼前消失,几乎被击垮。“看到被水泥板挤压着的人,想象被挤压着的感觉,心里太痛了。”

　　冒死去看熊猫

　　“没有人比我拍的熊猫更多。”陈燮喜欢大熊猫,以前经常去卧龙拍,图片数以万计。

　　地震后的一段时间,他的关注点一直在人身上,但是“心里一直放不下(熊猫),因为卧龙是死角”。

　　5月22日,陈燮终于能抽出时间去看看熊猫。地震前,从成都经映秀去卧龙只有100多公里路程,但是因为地震,交通中断,他们必须绕路。

　　第一个经过的是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也是当年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路上山体滑坡遮蔽了路面,他们有时要自己下车,搬开石头,再继续走。之后,又过了四姑娘山。此时,天色已黑,眼前却到了最危险的海拔4500多米的巴郎山。

　　“白天还好,能躲开滚石,晚上太可怕了。”车子已经开到半山腰,进退维谷,他们甚至“有点后悔”。

　　当晚大雾,能见度只有几米,能听到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的声音。开着车灯,司机看着左边,陈燮看着右边,硬着头皮往前开。

　　“回来的路上,看到公路下面呈直角的巨大滑坡,司机和我都吓坏了。”陈燮说。

　　当晚12点,经过了14小时的艰难跋涉,走了500公里后,他们终于到了卧龙。陈燮和司机在车里过夜,司机鼾声如雷,车外大雨倾盆,他几乎一夜没睡着。

　　天一亮,陈燮来到“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他所熟悉的这个美丽的地方已面目全非。

　　整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和农民5000多人,死亡57人,100多人失踪。60多只大熊猫中有3只失踪。

　　团团圆圆的馆舍已成废墟,上面的山垮了下来。工作人员在地震的当天下午找到了团团,以为圆圆遇难了,都很难过,但是三天后圆圆自己回来了,真是莫大的惊喜。

　　经过此劫,以前在陈燮面前活泼自在的熊猫,情绪有些焦躁,稍有动静就很警惕。

　　地震后,在卧龙,可供熊猫吃的竹子减少了三分之一,有些饥饿的熊猫不得不啃吃草。就在陈燮到达的当天,有6只熊猫被转运到雅安的新的熊猫基地,陈燮赶上了和它们告别。

　　“除了人之外,还有很多生命需要关注。”陈燮说。-

　无论碰到的是残缺的家庭还是幸运的家庭,只要那家有经历了地震的孩子,张晓理就把他们一家几口拍下来,在他们房子的废墟前。三五年之后,他将对这些家庭做回访

　　爬上一个山坡,张晓理猛然被眼前的场景震住:山坡的另一边,满当当都是土堆砌成的新坟,没有墓碑,坟前简单插条窄窄的木板,坟顶草草撒着白灰。

　　再翻上一道坡,也是一样,坟墓如同梯田,一层高过一层。在最顶端那道坡上,张晓理看到一个小女孩满脸泪痕依偎在妈妈身边,对着身前的坟头哽咽:“爸爸,‘六一’那天是我七岁生日,我不要溜冰鞋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回来……”

　　手中的快门还在本能般不断按下,但张晓理的眼睛已经模糊,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对准了焦点。

　　后来他知道,这个小女孩的爸爸是四川省什邡市红白镇初中的教师。现在,他和自己的学生长眠在一起。

　　“我拍过不知道多少次灾难了,每次都有悲痛,都有哭天呛地,但这次对心灵的撼动和影响是前所未有的。”河南省新闻摄影学会副秘书长、自由摄影师张晓理说。6月1日,他刚刚回到洛阳家中。

　　恨不得自己长了三头六臂

　　作为新华社、中新社的签约摄影师,张晓理的镜头曾向世人展示过小浪底船难、太平煤矿矿难、SARS、南方雪灾等场景。不一样的灾难现场,一样的痛苦哀伤。

　　汶川大地震后,张晓理跟着河南省消防总队的支援队伍,赶到了什邡市蓥华镇。在蓥华中学,他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半边教学楼倒塌,操场上一片瓦砾,空地中摆放着一具具学生的尸体……

　　第二天,在几乎同样场景的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小学,张晓理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搜救人员将找到的孩子们的书包整齐排放,等待家长认领,以慰生者。

　　五颜六色的小书包仿佛一个个鲜活的幼小生命,每一个小生命又来自一个个原本美好的家庭。在张晓理眼中,这像是孩子们又重新在教室前列队集合,尽管教室已成废墟。

　　他不停地拍摄各种场景,各种人的表现和表情。不像其他摄影记者着急奔赴北川、映秀,张晓理丝毫没有想离开什邡的意思。

　　20天,他几乎每天都住在什邡,先是与消防战士们一起挤帐篷,后来部队撤走后他又在市区里找到一个小旅馆,每晚在一个免费为媒体记者开放的网吧整理照片上网传稿。每天早上去附近的灾区,直到傍晚才回来。

　　“根本拍不完,恨不得自己长了三头六臂。”张晓理丝毫不遗憾自己没有去其他的重灾区。

　　“历史角度”

　　“悲伤每次都有,这次与以前不同的是整个大环境。”张晓理说,在汶川,灾难的波及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使这个环境中的每一家每一人都成了受灾者。

　　“汶川大地震与其他灾难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对整个社会和人类造成影响,这迫使我们从历史角度去记录。”张晓理每每在深夜整理完片子后躺在床上,反反复复告诫自己要注意的就是四个字:“历史角度”。

　　他想得更多的是,今天拍下一张照片,人们在五年、十年之后会怎么看。“我希望按照个人独特的思路表现一些独特的东西,作为历史记录的一个补充。”

　　最简单的也是最本质的

　　“作为通讯社签约的摄影记者,我应该多拍点新闻性、事件性的东西;作为自由摄影师,我又应该多拍一些记录性的深沉的东西。面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想法就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该怎么选?”张晓理说自己起初有些茫然。

　　慢慢的,他找到了思路—— 以家庭的形式来记录受灾者的状况。无论碰到的是残缺的家庭还是幸运的家庭,只要那家有经历了地震的孩子,张晓理就把他们一家几口拍下来,在他们房子的废墟前。三五年之后,他将对这些家庭做回访,以此展现灾难给人带来的改变和人面临灾难时的应对。

　　目前,张晓理已拍了近30个家庭,但是他希望能记录更多,比如100个,并最后从中挑出40到60个典型的家庭影像。

　　“其实拍起来很简单,就是拍一个有地震背景的全家合影。但有时候可能最简单的也是最本质的。”张晓理说。

　　让他高兴的是,一直免费向媒体开放网吧的那位什邡老板对他的构思很感兴趣,正在拿一台小数码相机在灾区做家庭拍摄的工作。“我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但终归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