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弃学生逃跑且不耻自辩的范美忠所引起的激烈道德论战尚未见平息之态，由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的一首词所引起的文学伦理反思，再度闹到了沸反盈天。如果说，那位教师“先跑合理”的言论尚能因某些概念的复杂性博得些许谅解同情乃至支持，那首替可怜的亡魂们发出“纵做鬼，也幸福”、“亲历死也足”等感慨的词，获得的却是绝对一面倒的口诛笔伐。

　　细勘如此笔触，确实太过轻佻，替那些遇难者“表态”尤其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底线。许多人认为，虽然这首词并不怎么符合词牌格律，但作者的身份以及公开发表的结果，已足以令文学蒙羞。

　　无论是否应该牵扯到整个文学，这起事件都是一次严重的警示。

　　警示之一：文学艺术的创作应该是自由的，但其自由却有不应逾越的底线，即必须尊重基本的人文理念和人本价值。如同在道德思考和实践方面，任何“自由”必立足于正义和责任一样，在文学创作方面，才情亦应生发于真情，创作思考亦必植根于常理。就此，范美忠所谓的“自由”概念，因抽离了现代文明人应具备的责任担当意识，而显得很不可靠；王兆山此篇词作则由于失去了对亡者的基本哀矜和体恤，有违基本的文学底线，所以完全不能被接受。

　　警示之二：灾难文学的创作尤其应该谨慎，面对灾难和伤亡，作家应该保持凝重，而不可有丝毫虚浮。历史经验证明，无论天灾还是人祸，灾难对文学艺术确实有巨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又有一种滞后效应，可能要过很长时间，很多人才会“回过神来”，对灾难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反思。在灾难的“现场”，固然可能会产生一些优秀作品，但可以肯定：灾难“现场”所产生的作品，许多会相当肤浅，在抒情和理性方面都有可能偏颇，乃至矫揉造作，似是而非。以王兆山此次的词作为例，虽然这是否是其一时头脑发热的结果尚难确定，但假以时日，其本人对此仓促之作或能生发悔意也未可知。

　　不过，面对惨痛的天灾人祸而仍在作品中孜孜以求“诗意”，或是“为赋新辞”而以轻佻态度对待他人的痛苦，从而变相展现出残酷和冷血者，并不乏其人。此次震灾后，还有一位曾获鲁迅文学奖的知名作家在博客中贴出了自己的诗作，其中也赫然出现类似“大地震，再来得猛烈些吧”的句子，按其诗中逻辑，这样即可“检验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丈量我们的坚韧到底能容纳多大的苦难”。

　　这种诗句，即便可以称为一种“英雄乐观主义”，但从另一面看，这种豪言壮语的背后是变相地视灾民生命如草芥，已经少了文学家必备的悲悯意识和生命关怀。

　　由此，灾难可谓是衡量作家的砝码。通过上述现象，显然很容易测量出某些作家理性思考的欠缺或心态的幼稚、作风的虚浮。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样的灾难时分，以及这样的缺点暴露，尤其是对这种缺点的批评过程，可能也正是文学发展的契机。

　　眼下，或许所有的文学中人都会认真思考“王兆山现象”，并更加认真地思考这场灾难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而思考灾难以及灾难中的文学观，对文学观的成熟和升华极有裨益。

　　众所周知，文学艺术的根本是“人学”，而在灾难中人性最能得到充分的展示，无论美好的一面，还是丑陋的一面；无论理性的一面，还是蒙昧的一面；无论尊严的一面，还是卑微的一面；无论坚强的一面，还是脆弱的一面；无论群体的一面，还是自我的一面……灾难骤临时人性的方方面面往往展现得最为真实和透彻。正因如此，文艺工作者如果能以真诚直面灾难，当能更充分地理解人性，能够发现最具震撼力的故事，从而写出不朽名篇。而另一方面，关注灾难，记录灾难，尽快创作出好的作品给灾难中受伤的心灵以抚慰，提振人们救灾重建的热情和勇气，以及通过帮助人们思考灾难和对抗灾难锤炼国民性格，也当属文学艺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设能如此，则灾难不仅是衡量作家的砝码，同时也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引擎。基于这些机会和理由，近年来正在饱受批评的文艺界，应该有通过这次机会从整体上改善形象乃至浴火重生的意识和勇气。言及此，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中国虽近百多年来天灾、兵燹、运动等各类灾难不断，文学艺术界却似乎并未从中汲取太多的营养，或者说没能产生多少有助于人们剖析生命价值、提升精神高度的作品。

　　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这可能与文学的发展模式、批评氛围、出版发行体制、教育内容设计乃至语言文字的改革等都有关系，但无论如何，如果长期没有相对高水平的文学，所谓文化大国便将无从谈起。时下之中国，仅最近半年时间便已数遭重大天灾，如此背景下，如何使更多的作家通过对灾难的深切关注而获得文学水平的升华，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