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正是人生大好年华，可对于阿伟来说，如果去掉5年的劳教和20年的毒龄，不知道还剩下什么。
联系阿伟很难，因为一家6口人，只有1部手机，而且时常关机。因为住的地方实在简陋，阿伟一家人常分散在亲戚朋友家暂住，居无定所。
父母吸毒，大三房变成破阁楼
穿过故宫路曲折的小巷，阿伟家就在一栋低矮的平房里。房子很昏暗，连门带墙宽度只有四五米，算起来不到20平方米。走进屋子，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记者去的时候正下雨，漏下的雨敲得地板劈啪作响。空间被分隔出阁楼，晚上母亲、妹妹睡阁楼，阿伟和弟弟阿生、父亲阿水就在楼下挤挤。
其实多年前，这个家庭曾经很宽裕。母亲卖票证，父亲修车，都挣了不少钱，有套三房一厅的大房子。阿伟告诉记者，小时候家里很早就有电视，邻居小朋友羡慕得不行。可是好景不长，母亲做生意时认识不少朋友。一天，一名台湾人递上一小包神秘的粉末。从此，“白魔”伸向了这个曾经幸福的6口之家。父亲也染上了，夫妻俩在劳教、戒毒所出出入入，生意败落了，没几年就一贫如洗，房子也只能变卖。现在全家因为吸毒，都没有正当职业，父母也没有收入来源，全靠低保维持着，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给毁了。
四年级时，亲哥哥递给他毒品
眼前的阿伟斯斯文文，眼神怯生生，流露着忧郁，让人怜悯，甚至有点张国荣的感觉。如果不告诉你，谁也想不到这个29岁的大男孩，已经有近20年毒龄了。社区禁毒专委小徐介绍，阿伟是家里的老二，一家6口人，哥哥、弟弟、妹妹，包括父母在内都吸毒。一家人难得聚齐———因为常常有人被送去劳教。去年9月，弟弟刚出来，母亲也是上个月才出来的。两年前的一段时间，全家人都被送了进去。一家人就在戒毒所、劳教、家之间进进出出。
“小学四年级，那时开始的。”阿伟低头说。那年暑假，天气也一样那么热。母亲和父亲都“进去了”，扔下三兄弟和妹妹。那天，哥哥和一群朋友递给他一些粉末，告诉他，吸了这个，会很舒服，有飘飘欲仙的感觉。哥哥在旁边看着，阿伟伸手递过，点火吸了一口。“那时太小了，哪里知道什么。一次，两次，也就上瘾了。不吸就难受。”
后来，为了弄到买毒品的钱，阿伟开始撒谎，骗钱买毒品，发展到后来，甚至开始偷家里的钱。后来阿伟明白过来，就是为了让他弄钱买毒品，哥哥才把他拉下水的，但是对阿伟来说，明白这些已经太迟了。几年前，哥哥因为吸毒太多而致死。那时哥哥才十五岁。问恨不恨哥哥时，阿伟摇了摇头，许久后说，“太久了，我哪有什么哥哥？我没有哥哥啊。”
孩子吸毒，母亲既自责又无奈
阿伟的母亲秀珍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说起孩子吸毒，这个母亲表情很矛盾。无奈、懊悔、恼恨、自责，一点点浮现在她深陷着颧骨的脸上。“说起来都是我们的错，还能怪谁。如果不是我们，孩子也不会走这条路。”在劳教所进进出出，十多年来，秀珍有7年的时光是在里面度过的。夫妻都不在家的时候，哪里能顾得上孩子，只能让他们在外面晃荡。认识的毒友时不时走动，孩子怎能不受影响。
问起孩子是怎么染上毒品的，秀珍一脸茫然。“我真的不知道，他们都躲着偷偷吸。被抓了，我才知道。老二被抓去戒毒的时候，我还在劳教，出来的时候才知道孩子染上了。”拨了一下头发，秀珍抬头喃喃地说，我有劝他们的，这不是好东西，不能再吸了———可是他们不听，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还能怎么办？
21岁的妹妹小雪是家里最小的女孩，以前最宝贝。记者看到了这个小女孩16岁时的照片，虽然是简单的证件照，依然清秀、腼腆。“现在如果你见到她，肯定就认不出来了。”禁毒专委小徐翻着档案说，吸毒对人的外表、精神状态改变很大。小雪第一次进强制戒毒所时才11岁。其实，女孩9岁那年就开始吸毒了。
小徐告诉记者，事实上在他们社区，登记在册的100多名吸毒者中，一家人有两个以上的吸毒者，占到三成以上。“夫妻、兄弟一起吸毒的，并不鲜见。”
患青光眼，社会为他免费治疗
3年前，阿伟被送去劳教。原本再过几个月就能回家了。可是阿伟的眼睛视力越来越不好，右眼视力下降非常厉害，看东西都是模糊的，左眼虽然还能看见，但也比较吃力，而且经常头痛、发晕。想到可能失明，阿伟很担心：“如果这样，我戒了毒又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废物一个吗？”为了让小伟重拾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劳教所决定让他保外就医。
拿着保外就医的证明，阿伟找到了居委会。朋友告诉过他，厦门眼科中心的“光明基金”能够帮助他治好眼睛。居委会的小卢说：“如果我们社会再不帮他，他的眼睛真的就毁了，他自己实在没这个能力了。”
因母亲一人吸毒，“白魔”轻而易举地扫荡了这一家人，原本幸福的6口之家全员吸毒，走向了堕落深渊。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回顾着一个个“瘾君子”故事，我们的心在滴血。
同时，我们一直与“白魔”展开着殊死对抗：通过宣传让市民认清毒品的丑恶面目；毫不留情地镇压制毒、贩毒分子；对误入歧途吸毒者不抛弃、不放弃。我们相信，依靠全社会共同努力，我们最终将战胜“白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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