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不到一月，这么多的官员相继被问责，“瓮安事件”处理算得上迅捷，但迅捷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从黔南自治州主要领导被调整这一消息的网上舆论来看，网民们在叫好之余，也颇多疑惑。如果说瓮安县级官员的免职，尚有“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等断语，传递给那些等待事件处理结果的人一些公开的信息。而针对黔南州州委领导的调整，仅有一句“工作调动”，实在让外人摸不着头脑——当地的真正问题在哪里？一级官员究竟在哪些问题上失职？应该担什么责任、受到怎样的处理？公众如水中望月、雾里看花。

　　当有重大事件或事故发生，地方一级政府能够积极主动问责，这是社会民主的进步，但官员问责隔靴搔痒，问不到“痛处”，也是常态。“瓮安事件”如此，大大小小的矿难如此，跨地区的水污染事件亦如此。

　　问责不到位，反思必不彻底。这也是水污染事件不止、矿难频发的主要原因。每每事件发生后，总会有“要吸取教训”一类不可缺的套话，有“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一类的官话，贵州省委书记对瓮安县委书记汇报有如此批评——“自我批评少、解释情节过程多，分析原因少”。遗憾的是，如何真正“提高执政能力，提高领导科学发展能力，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能力”，不可能从套话、官话中求得答案。社会公众也无法从类似的套话和官话中看到一级政府的执行能力。

　　官员问责之所以形成如此虚浮的套路，缺乏真正的社会监督是主要原因。就“瓮安事件”而言，在当地基层司法监督缺位的情况下，若非舆论监督力量尤其是网络舆论的推进，没有自上而下行政监督的跟进，事件未必能有现在的结果。

　　我们期待“瓮安事件”不仅能开创一个“问责速度”，更能树立一个“问责效率”，唯有如此，问责制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才能真正成为官员的“紧箍咒”，促使他们去关注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文/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