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2007年以前，老王总是寄望上访诉求不平。仅2006年，他便因土地拆迁补偿款被村主干扣留，三次到武夷山市、南平市党政机关上访。

    现在，老王有足够的理由不再热衷上访：一年多来，该领的钱都领到手，村 里逢事先公示，两委决策前先向村民征求意见，想不通的事越来越少，“村里大事小事都知道。”

    事实上，不仅老王所在的武夷山市五夫镇古亭村面貌一新，闽北大地的每个村庄同样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2003年，我市农村人均收入还只是3354元，到2007年，已增至5059元，4年间增长50%%，增幅居全省前列。

    这些巨变，与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息息相关。近年来，我市依托“南平机制”，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推动新农村的建设。

    今年7月，全国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河南召开，会上，我市被中央纪委确定为全国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福建省唯一联系点。

队伍是基础——

南平机制以“输血”促“造血”

    一切工作，人是必要条件。农村发展，干部是基础。

    一段时期里，个别农村基层干部思想意识落后、纪律观念淡薄，甚至吃拿卡要、与民争利，致使干群关系紧张。如何改善当前农村干部队伍面貌，是农村发展的首要问题。以“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为内涵的“南平机制”的实施，使得这个难题不再难以求解。

    从1999年派出第一支“科特派”队伍，到2000年派出的村支书队伍，再到后来依次派出流通助理、金融助理、龙头企业助理，这个过程，环环相扣，正契合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最后形成五支队伍“一体运作”的格局。这其中，支部书记在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的影响十分明显。

    2000年6月，结合村级换届，南平市从机关事业单位中选派624名优秀党员干部到“偏瘫村”、“全瘫村”任支部书记，以求解决农村基层软弱涣散、民主法制薄弱、宗族势力影响大、干群关系紧张、乡村工作脱节等问题。

    修桥铺路、健全班子、建章立制、移风易俗、带领群众致富，下派支书用“连环招”交出高分答卷。换届选举时，他们全部高票当选，其中85％满票。

    对下派干部在农村的作为，社会各界有目共睹。通过媒体报道，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南平市第一批下派村支书的一员，黄细华离任回城那一天，村民用泪水和米酒送别。

    截至2006年，8000多名干部分赴全市各乡村，期间，还有4批干部先后下派到乡镇任党委书记，目前，下派工作仍在持续。

    有关媒体在总结“南平机制”创新农村工作机制方面的积极影响时，曾导入“酵母理论”：五支队伍沉到农村社会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带头示范、言传身教，带去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工作方法；建立科学规范的民主管理制度，让农村逐步从少数人的管理向大多数人的民主管理转变；有意识地发现、培养后备干部，整合“六大员”，培育乡土人才，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酵母效应就此显现，很容易找到事实来佐证。

    ——在“酵母”影响下，户代表议事制度在光泽县诞生，在村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每户推选出一名能代表家庭意愿、有一定参政议事能力的代表作为议事会会员，以村民 小组或自然村为单位进行议事。民主管理的范围更为广泛，知情权、参与权、议事权、监督权真正向每户村民回归。

    该县李坊乡百岭村要配一名综治协管员，每月能领到上百元工资，很多人对这个差事感兴趣。让谁担任，村两委人员深感为难。通过户代表议事会，村民们认为：村干部管事多，报酬低，支委邓依山正直、公道、责任心强，由他兼任最为合适。难题迎刃而解。

    ——在“酵母”影响下，浦城县实施以村里的事村民要知道、要参与、要作主、要监督、要满意为主要内容的五要工程，民主管理程序更为健全。

    今年3月24日，浦城县水北街镇党委根据村民对2007年度村干部工作的测评情况，免去4名“不满意”支委职务。至此，全县21名“不满意”干部全部受到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免除职务等形式的处理。“村干部好不好，我们村民说了算。”浦城县实施五要工程后气象新。

    ……

    以“输血”促使“造血”机能提升，进而实现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不断优化，各项工作机制得以汲取创新能量，民主管理成为可能，干群同心谋发展的局面全面打开。

制度是关键—阳光权力未“亡羊”先“补牢”

    党风关系民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而党风的体现主要还在干部身上。

    以往，在个别农村，部分干部的作风引起农民群众质疑：廉洁自律意识不强，存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有些干部工作凭感觉、凭想象、不敢负责任。

    基层干部作风不受约束，腐败空间便会滋生，群体利益便会受损。而约束干部作风的关键途径便是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干部作风制度保障，对于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稳固基层政权影响深远。

    在基层干部队伍管理中，导入廉洁自律报告公示制度，其出发点便是及时转变干部作风。

    “至今没有村民提出质疑。”6月初，邵武市下沙镇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黄仁春将今年他的首份廉洁自律报告进行公示。报告中，他就自己主抓的镇计生综合服务楼装饰工程立项、预算等内容进行详细陈述。结果比预期要好，将工程实施细节公示后，群众没有质疑。

    在邵武市，并非只有黄仁春这样的乡镇领导才需要进行此类公示。邵武市自2003年开始推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报告公示制度以来，从未间断。2005年下半年，在原有的乡镇党政领导公示的基础上，公示制度又延伸到村、站所负责人。

    “每年至少公示两次。”邵武市纪委常委李建海称，凡需要公示的干部，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常规公示和一次点题公示。

    公示制度效果明显。有段时间，邵武市电影院和文化馆职工对单位领导财务开支公示情况深表不满，有关部门迅速立案查处电影院主要领导，并调整了文化馆的主要领导。

    2003年以来，邵武市共有13位领导干部因廉洁自律方面存在问题被查纠和处理，其中，公示制度起到关键作用。

    事实上，邵武市推行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报告公示制度只是全市各地强化干部廉洁自律管理制度的做法之一。

    近年来，就如何规范公权力运作，规范干部作风这一课题，各地始终探索不懈。

    2005年4月起，延平区南山镇纪委建立起廉情季报公示制，将干部权力置于阳光之下，对村主干在党风廉政建设、村务公开执行、本人重大事项报告、本人经手的各类费用等四个方面进行统一规范，随后，还延伸拓展到镇直站办所负责人。

    针对如何发挥农村党组织的核心堡垒作用，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这些难题，去年10月，松溪县委实施“核心建设工程”，取得良好成效，“五个好”村党组织覆盖面从2006年的45%%提高到目前的72%%。

    随着干部作风建设制度不断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广大农村抢到未“亡羊”之前先“补牢”的有利时机：三年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村主干涉及“三资”管理使用方面的违纪案件77件，与三年前相比，案件总数下降34%%，这其中，还有近60%%属于历史遗留案件。

热点是重心

——全程监管严防廉政风险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始终是干群利益冲突热点，也是滋生腐败的关键点，为群众普遍关注。这一点，也是当前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心。

    以往，由于制度不适应、运作不规范、监管不到位，一些村集体随意开支村财、随意破坏集体资源，随意转让集体资产，引发民怨，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

    如何保障村集体权益，严管“三资”？基于这一思考，分布在我市各个乡镇的“三个中心”及配套推行的“三项制度”应运而生。

    所谓“三个中心”和“三项制度”，是在各乡镇建立“镇村公有资产监管中心”，推行“镇村公有资产监管制度”，规范集体资产产权管理；建立“镇村招投标委托中心”，推行“镇村招投标委托制度”，规范农村招投标市场；建立“会计服务中心”，推行“村账托管”制度，规范农村财务管理。

    “村集体公有资产增值56万，工程项目节省投资1.8万元。”谈起“三个中心”的作用，杜仕作这样概括：资产增值、节省投资。

    杜仕作是邵武市水北镇招投标委托中心主任。记者在采访他的过程中，还偶遇水北镇公有资产监管中心主任吴培根。

    “看起来程序是增加不少，但村民的信任指数也随之增加，资金安全、资产保值、资源转让更有保障。”

    吴培根称，三个中心并非孤立运作，他拿村里转让一片山场打比方：首先要村“两委”拿意见，再由户代表议事会表决，经村民代表形成决议，然后再向镇监管中心提出转让申请。

    然而，这才刚刚进入审批程序，审批文件要经招投标中心和监管中心的审核、评估，投标结束后，监管中心和会计服务中心还将实时掌控资金到位情况，项目全程严密运作。

    “去年，邵武市仅村集体林业资源转让就增值2000多万元，节省村级建设项目投资400余万元。”邵武市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局长陈代安告诉记者，村里的每项涉财工作都要通过这三个中心来完成。

    “三个中心”和“三项制度”在“三资”管理中的功效很快被全社会所认可，各地纷纷推广，整体效应立竿见影。

    到2007年底，全市各乡镇会计服务中心累计拒付违规开支1839笔，达570万元；镇村招投标委托中心开展工程类招标节约资金3413万元，资产处置类招标增值2367万元；镇村公有资产监管中心管理公有资产82亿元，合同达6.8万份。

    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就“三个中心”和“三项制度”进行不同方式的完善。

    结合“三项制度”，市委组织部和农业部门引进农村财务电算化与网络监管软件，安装到全市1622个村，形成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农村财务计算机监管网络。

    延平区从2007年开始推行按可伐森林资源份额分配指标，按树龄大小电脑排序安排伐区，从根本上解决林木采伐指标分配自由裁量权使用不规范的问题，为镇村公有资产监管中心的监管工作提供更为科学的保障。

    光泽县为防止因“三个中心”的设立引发新的廉政“风险”，从2003年开始推行“廉政盘点”制度，由乡镇纪委牵头对各村和镇直属各单位定期进行廉政检查评议、督促整改。

    政和县建立起“五簿一册”廉政台账工作制度。其中包括，设立党风廉政教育记录簿、“一事一议”登记簿、“党务、村务”公开登记簿、民主理财记录簿、“民主评议簿”和“集体资产清册”，杜绝村主干随意处置村资产资源的不当行为。

    在各地共同努力下，我市特色鲜明的“三资”监管体系初步形成，为系统治理和有效解决农村基层腐败现象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经验。

    据了解，2003年，全市因村财村务引发的信访占信访总量的比例达32%%，到2007年，这一数据降至9.5%。

和谐是目的—廉政文化培育崇廉民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社会共同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和谐，农村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发展。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最终目的也便在此。

    而培育良好的廉政文化，进而促进政风、民风转变，对于营造和谐的农村氛围至关重要。

    廉政文化是先进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既能在干部队伍中引导自律风尚，又能在群众中营造对干部的“他律”氛围。与硬性制度相比，文化的影响更易深入人心。

    然而，由于一些农村认识存有缺陷，廉政文化往往是记在纸上、贴在墙上、停留在口头上、落实在会议上，忽略了文化的渗透性，感染力不强。

    如何不断创新廉政文化表现形式和途径，对于鼓励农民争取民主权利、敢于与腐败行为做斗争，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有着深远影响。

    在这个问题的破解上，武夷山市围绕“武夷风情”与“朱子文化”，探索出一条成效明显的廉政文化进农村之路。

    五夫产荷，远近闻名。与荷有关的宣传口号，五夫镇随处可见。

    “为官应为荷，出泥而不染；做人当似竹，挺拔而有节。”在古亭村部二楼会议室，记者便见到了这句与荷有关的廉政警句。

    开展廉政文化进农村，是武夷山创新农村基层党风廉政文化工作的重要手段。而将廉政文化与民俗民情相结合，则是这项工作的出彩之处。

    近几年，武夷山市将廉政文化进农村活动开展情况列入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内容，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学习党章、加强作风建设，与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各乡镇、街道营造出风格不同的强廉政文化阵地。

    按照“一室一栏一景”的廉政文化阵地建设要求，一些乡镇、街道在特色上下功夫，精心设计载体，形成“一镇一品、一村一品”的廉政文化品牌。

    五夫镇充分整合历史文化资源，利用朱熹廉政思想，开展起国学教育。洋庄乡利用大安红色旅游资源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兴田镇、武夷街道利用给《群众的一封信》开展廉政教育。众多形式的创造和展现，使得武夷山的廉政文化建设充分彰显武夷“印记”。

    就在武夷山市将廉政文化播撒到大小村庄的时候，我市各地也纷纷开展起形式不同、载体各异的廉政文化进农村活动，或融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相结合，廉政文化的感染力得以空前激发。

    一时间，新建的候车亭、文化站、农民公园、礼堂等场所都成为廉政文化阵地，这些做法，在顺昌、浦城、武夷山、延平、光泽、政和等地随处可见，群众深受熏陶。

    随着诚信、守法、文明、清廉等内容与村落文化的充分融入，人人崇廉、促廉、保廉的良好风尚也迅速在我市广大农村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成为当前农村的“流行”价值观。

    民心顺，风气正，放眼全市广大农村，满目和谐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