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鹿倒了,因为我的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点名报道所引来的质量问责风暴。
对此,我没有丝毫的兴奋,而是有着诸多的悲伤(不是悲哀),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知名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丧失,对于国内企业传媒关系上的“弱智”,对于媒体“社会良心”的失落。——东方早报记者 简光洲
↓说出事实
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是患肾病婴儿的第一个报道者,此前湖北、甘肃等地有媒体早就有过多次报道,但是当说到患肾病婴儿喝的奶粉企业时,都是说“某企业”。
我很能理解这些媒体的顾虑。
对于今日的媒体来说,他们要政治家办报,更要企业化经营。没有比报社的老总来说更难做的领导了,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难为他们的是,手下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他拉广告来养活。
对于今天的记者来说,在市场化的大潮与各种新闻禁锢中,早已没有了前辈新闻人及自己当初入行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动不动就坐上被告席的他们在强势的企业面前只不过是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记”。
9月10日,看到甘肃当地媒体关于14名婴儿可能因为喝某品牌的奶粉而致肾病的报道,联想到当年安徽阜阳假奶粉的报道,感觉这可能又是一个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随即联系到甘肃的解放军第一医院,医生们介绍说,以往一岁以下的婴儿得肾病非常少见,同时他们也还没有确定奶粉是不是致病的确切的原因。
此时,我感觉证据还不充分。但多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相同的病例,我初步判断最大的根源还是出在奶粉。还是决定写稿时直接点出“三鹿”的名字。
但还是不放心,又联系到三鹿集团的传媒部求证。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信誓旦旦地保证,奶粉没有质量问题。
在奶粉品牌中,国产的三鹿说实话并不陌生,“有着近半个世纪的悠久历史;占市场约18%的份额”。
面对这样一个国有民族品牌,我有过很多的顾虑和挣扎。这篇报道,可以让一个企业面临灭顶之灾,到时,我不但要坐上被告席,还会成为千古罪人,甚至会被人扣上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
虽然意识到各种风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点出三鹿企业名字”的决定,否则我总感觉到良心上有些不安。我不是说我有多高尚,我只是想说出一个事实。在这个社会,面对着各种诱惑与风险,要说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其实也并不容易。
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汹汹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说实话,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
11日中午到报社上班时,同事就告诉我,上午三鹿公司打来了多个电话。
下午,终于接到了自称是三鹿公司的刘小姐又打来的电话,希望记者从网站上撤稿。其理由是,甘肃14名患肾病婴儿基本上是分布在同一片区,可能因为这些地方的水质有问题,与奶粉无关。其次三鹿的奶粉刚刚质检合格,所以问题一定是出在患者自己身上。
当记者问:那么湖北、江西、河南和江苏等地也出现一些因食用三鹿奶粉而出现肾病的婴儿又该作何解释?难道全国这么多的省份水质都有问题?这位刘小姐支吾半天说不清楚后称“这仍可能是与水质有关”。
↓面对消费者
三鹿缺乏足够社会责任感
3月份接到消费者的反映,6月份反映的人越来越多,8月份偷偷摸摸地停产。从三鹿自己公布的信息来看,这家企业对于自己的奶粉有问题早已知情。
那么在长达3个月多的时间里,为什么没有全部收回?为什么没有告知消费者?
9月12日上午,当记者的直接点名报道被各大网站大量转载后。三鹿集团向新浪网和人民网发了一个问答式的回应,声称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没有证据患肾病婴儿与喝三鹿奶粉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早知道自己奶粉有问题的三鹿此时仍然发出这样的声明,显然是想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这也可以看出,死到临头的三鹿仍没有一点点回头是岸的悔意。
直到12日晚上近零时,记者抵达兰州机场,一开手机就接到同事的短信:三鹿决定召回8月6日前的婴幼儿奶粉。
心虚的三鹿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是一个迟到的正确决定,但一切都可能无法挽回。
对于一个牵涉到婴儿健康的食品企业来说,没有一个母亲敢把自己的孩子用作一个拒不认错企业所生产出来的奶粉的试验品。因此,早承认早死,晚承认晚死,结果一样,死法不一样:早死的话,人们在伤心的同时还会夸一句“有勇气、负责任”;垂死的话,没有同情只会落得骂名。
三鹿的网站上介绍自己时说,经中国品牌资产评价中心评定,三鹿品牌价值达149.07亿元。149.07亿元,用了半个世纪的积累。149.07亿元变成零甚至负数,只用了半年时间。
写至此处时,我心中没有丝毫的窃喜,而是有种莫名的悲伤。
然而,在采访过程中,我看到家长们哭着把不到一岁的孩子送进手术室,看到5毫米的管子从痛苦的婴儿的尿道里插进去时,对于报道让企业垮掉我少了一些负罪感。
相关链接
《我为什么要公布问题奶粉“三鹿”的名字》一文,这是《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为自己9月11日的报道《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所写的一篇“后记”。9月14日此文最早刊发在作者的博客“性定菜根香”上。目前,不少网站论坛都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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