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中部小镇拉夫堡再次迎来一个轰动性的事件，即便艾迪·墨菲新近出炉的好莱坞大片《戴夫号飞船》在该镇里尔电影院上映也难与之媲美。事实是，拉夫堡全体居民将会见另一个戴夫，一位正在追逐英国最高职位的政客。

　　这一天的晚上，他将在市镇大厅演讲，这里俯瞰着象征该镇织袜工业的纪念碑“Sock Man”——一座除穿有袜子外全身赤裸的铜雕。大卫·卡麦隆，保守党领袖和不列颠未来首相，小心翼翼地使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傲慢自大。

　　这位41岁的政治天才，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2001年新当选的下院议员蹿升到4年后他所在的党的魁首。从政治生涯的开始，卡麦隆就以一名老手的自信行事。担任保守党领袖仅仅3天，他在下院面对当时的首相、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天赋政客之一布莱尔，“您曾经是国家的期望”，卡麦隆语带嘲讽地说，他的皮肤看上去比Sock Man更光滑更闪亮，他的对手刹那间看上去老而无用。如今，布莱尔去职已久，他的继任者布朗昙花一现的声望已枯萎。工党拖泥带水被动不堪，保守党人看上去无懈可击。

　　工党的举止失措和内斗部分促成了这样的成功，其余的原因归功于卡麦隆：他彻底改造了他的刚愎自用的党，他也将自己彻底改造为现代的偶像化身。影子内阁成员威莱特说：“大卫非常适合今天的英国。”这就是站在拉夫堡讲台上的这位高大圆滑的人物受到如此追捧的原因。不需要大大的推力，这个小镇就会将忠诚从工党转向保守党。

　　普选要到2010年才会到来，如果上天赠予工党一次转变命运的事件或一个经济奇迹，那么卡麦隆在民意测验中20个点的领先到时可能会烟消云散。然而，对记得因憎恶保守党而在1997年将工党推上台并帮助它保持权力逾10年之久的任何人来说，对目睹英国下层阶级与像卡麦隆这样（他非常优雅，是国王威廉四世的直系后裔）的上层阶级之间的一贯敌视的任何人来说，如今显而易见的是，英国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转变。

　　为了解开这些现象，也为了我们了解保守党日益扩大的吸引力，最适当的研究案例就是卡麦隆自己。在某些方面，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但他也展现在中心舞台上，知道公关的艺术。“人们喜欢私下会见你，打量你猜度你，了解你不在乎什么，关心什么”，他在从拉夫堡回伦敦的火车上说。他不得不巡游全国，时常将录有家庭私密生活的视频放到博客上。他也让《GQ杂志》的编辑迪兰·琼斯尾随他一年多时间，撰写一本访谈录。在这本书里，他对高端的政治和低俗的文化等一切物事都侃侃而谈。

　　尽管如此经常地曝光自己，但卡麦隆依然是个谜。使之难以归类的部分原因是，他首先是个实用主义者，对自己倾向理性而非意识形态狂热深为自豪。在他的威斯敏斯特办公室里的一次话题广泛的访谈中，他很干脆地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他的思想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一种被人们称为卡麦隆主义的政治神学。他认为，在政治里，最佳的方式是实际行动，而不是无休止地去思考和界定你是什么人或你想要做什么。

　　自省并不是他喜欢的事。“我是个简单的人”，他坚持道。确定无疑，他是一个防护得非常好的人。作为卡麦隆传记《新保守主义的兴起》的合著者，弗朗西斯·艾略特用了18个月研究和观察他，仍然觉得他不可捉摸。“我终于认为，描绘卡麦隆人格的最好的词语就是玻璃”，艾略特在电子邮件里说，“光滑、冰冷，如此闪亮无瑕，乃至你忘记它是一道障碍——直至你想穿过它的时候。”

　　出身社会顶级阶层

　　在一个习惯于对公众人物进行无节制曝光的世界里，卡麦隆能够做到深藏不露，但这也就他温文尔雅的表面之下究竟是什么提出了问题。“过去的10年来，我们看到过不同的领导人，他们擅长不同的东西，证明他们确实具有某些你所没有的才能”，在保守党领袖之争中屈居卡麦隆之后的大卫·戴维斯说，“大卫拥有关键的素质，他在下院如鱼得水，他在电视上挥洒自如，他尤其擅长政策，擅长领导能力，没有任何缺憾。”

　　聪明、善于言辞、教育良好、长于社交、政治上机变、上镜、英俊、富有魅力，卡麦隆确实填补了所有的缺憾。他是富有的股票经纪人之子，在精英聚集的英国中学——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接受了教育，如同流星般快速的政治提升，卡麦隆顺风顺水的生活，使他缺乏许多政治人物所具有的性格形成斗争。

　　而在大西洋彼岸，美国总统竞选人招摇着他们个人的经历，展示他们的家庭，抖露他们的创伤。英国保守党相信，矜持的英国人不关心这类事情，他们打赌，阶级不再决定选举结果。他们可能是对的。然而，即便在支持者中也有一些人担心，尽管他的崛起不仅有力地证明他的政治威力，而且证明英国已经发生巨大转变，但卡麦隆的成长过程可能恰恰证明他尚未长成。

　　大卫·沃思，来自美国的新生，在牛津大学攻读研究生。1988年他被邀请加入之前从未听说过的布林顿俱乐部。加入的学生都倍感荣幸：这个成立于18世纪的古老晚餐联谊会，只向顶级阶层发出邀请，给予会员资格。

　　在布林顿俱乐部的初次亮相，沃思穿着俱乐部所有活动均要求穿的燕尾服，乘船前往克利夫登，一家转变为高级旅馆的豪华古宅。正是在船上，他遇到了卡麦隆。“我记得大卫凭记忆旁征博引温斯顿·丘吉尔的话，他非常有趣。一些人靠在船舷边，因为如果你在一个小时内喝下两瓶香槟，你的胃肯定会翻涌。我不知道大卫是否只喝了一点点，但他说话清楚、思维明晰，他在我的记忆里一直就像那样——人们注意力的中心。”

　　卡麦隆的朋友都是贵族，老朋友们粘在一起。英国人比任何其他国家人都更倾向于以共同的阶级和教育经历联系到一起。卡麦隆天然世界狭隘的征兆之一是：他的妻子萨曼塔，尽管是男爵之女，但据信她是丈夫通往更多元社会的引路人。萨曼塔是奢侈品公司颇具创意的主管。据卡麦隆的亲密同僚说：“她很是草根本色，她是温和的吉卜赛人，她非常不拘小节，她有大把的朋友——如果没有她大卫不可能碰见的那类人，她让他具有了人情味。”

　　保守主义的博客作家和《总体政治》杂志出版商伊安·达尔认为，卡麦隆的背景不再是选举中的负担，“许多人认可卡麦隆出身高贵的事实，他们觉得他正是统领这个国家的那种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就不再是个问题。卡麦隆的鼓励竞争政策——卡麦隆主义确定不移的核心，旨在提高社会流动和稳定“衰弱破败的英国”。像所有保守主义者一样，他要的是小政府和严格的公共财政政策；他还倡导让社区扮演更大的作用，强调培育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他说，他的焦点在于“福利、学校和家庭，如果你想修理破败的社会，这些都是你必须努力矫正的物事”。

　　政治口号类似奥巴马

　　英国究竟衰微破败到何种程度争议颇多，但卡麦隆大力关注日益加深的贫困、过分铺陈的公共服务和暴力的上升，尤其是青少年间的暴力。

　　香槟记忆和社会剥夺能够不协调地并置在一起，尤其在这样艰难时代。沉浸在锦衣玉食中的人能理解穷人或被排斥者的感觉是什么样子么？他怒形于色地将这个问题推到一旁，“我没有这种静止不变的生活观，你只有直接经历生活，才能注意到一些东西。你不能穿着每个人的鞋子走上1英里。”

　　公允的观点，但这不能阻止他的对手质疑他领会贫苦人的能力。卡麦隆经受过的困扰很少，一次是1997年他第一次竞选下议员失败。如果有一件事挑战卡麦隆，将他推向更富同情心的保守主义，那就是2002年他第一个儿子伊万出世，他严重伤残，残酷地将这个家庭拖向国家医疗保障和社会服务。伊万患有大脑性麻痹和癫痫症，需要24小时看护。“大卫和萨曼塔非常爱伊万”，他的亲密同僚说，“有很多天大卫来上班都是通宵未眠，因为伊万癫痫发作他整晚都在医院。”

　　他们照顾儿子要依靠陌生人的好心，这改变了卡麦隆。“如果你有一个残疾孩子，你要费很多时间在医院与社会工作者一起照顾他，那会对你有巨大影响”。卡麦隆说，“在事情最开始会让你有点动摇，你学会对付它，这让你接触到许多你在政治中会遇到的人，但你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遇见他们。”

　　“变革的时候到了，你可以放心地改变”。很容易观察到卡麦隆的口号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变革主题的变种——我们相信变革，我们需要变革——之间的相似性。他们有着共同的话语基调，即国家政治不能20年一成不变，人民需要代际变革。威莱特描绘卡麦隆的话，就像乔·比登谈论奥巴马的话。但如同奥巴马的批评者质疑他变革计划的内容一样，卡麦隆也面临着压力，要求他提供更加清晰的变革蓝图。波格达诺说：“公众要求歌曲唱起来，他们要知道什么类型的主题是保守党政府的主旋律。”

　　卡麦隆曾将自己描绘为“布莱尔的继承人”。这番话是在2005年保守党大会的晚宴上说的，当时颇让持强硬立场的同僚骇异，怀疑他保守主义的招牌隐藏了危险的自由主义之心。当时他也投票赞成入侵伊拉克，但现在卡麦隆说：“布莱尔是一个没有制动刹车的自由主义的干涉主义者，他的雄心没有限度。”在他看来，这导致与华盛顿关系的严重不平衡。这种实用主义立场使外界相信，卡麦隆将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专注最刚毅的政治家，他具有非凡的前瞻天赋，以及平衡公共雄心和家庭生活之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