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很怀疑目前的趋势——由奶源问题导向对奶农养殖模式的整体质疑，会把中国奶源发展引向另外一个错误的方向。浸淫奶业多年的乔富龙举的反例是印度，“印度的奶牛都是散户为主，发展得很好，非常可持续，30年来一直在可持续增加。”

　　投450亿元自建牧场？

　　《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指出，此前中国奶源发展模式主要集中于“奶牛场”和“奶农”两种，前者起源于军垦农场和集体所有的奶牛场，而后者得益于中国城市及周遍集镇居民液态奶消费的带动——在“若要富，养奶牛”口号推动下，成千上万的农民纷纷牵奶牛回家，形成了与“奶牛场”模式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态的奶源基地。

　　而经过“三鹿”事件，使得乳业公司倾向于把更大的奶源比重放在自建奶牛场，但乔富龙很怀疑这种趋势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结合。根据乔富龙的估算，中国的实际奶牛数量在700万头左右。以其中350万头预产奶牛算，估计同等规模的自建牧场需要至少450亿元的投入，而且这还不考虑如何对待现有奶农的情况下。

　　奶农难安身

　　在现有体制下，乳业公司处于强势位置，而行业重营销、轻奶源的现状，使得奶农难以走进“好奶-利润-发展”的正向循环。“中国大草原供奶量5%都不到”，乔富龙以某家打“草原”牌的乳业公司为例，“大草原本身不具备生产奶的能力。新西兰大草原全年12个月都有草吃的，中国的大草原枯草期占了9个月，能适合养牛的只有3个月，最不能养牛的就是大草原。中国养牛有效益的是种玉米的地方。”

　　重营销、轻奶源的行业现状，使得即使在好年景，奶农也难以从中获益，而到了艰巨时刻，更是直接受伤。乔富龙说，“乳品企业销售额大减。企业会砍不同级别的奶源，就把散户砍掉，最受害的就是这些散户。”

　　奶联社的未来

　　除了松散的奶牛村(实际等于散养奶户)之外，过去几年中，奶农联合的实践形成的是奶牛小区和奶联社，其中：奶牛小区以公司制运作，由第三方提供场地与设备，奶农提供奶牛；而奶联社则直接注册为农联社，奶农相当于股东参与分红。

　　据乔富龙估计，目前的奶牛有10%在规模牧场，奶牛村仍占6-7成，奶牛小区占2-3成，而真正的奶联社少之又少，“奶农一直想联合，关键问题怎么联合？

　　但目前的这种现状并非奶联社的必然，乔富龙说，基于奶联社的印度在过去30年中人均奶消费翻了一番，而且是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奶联社使得印度奶源的供应增加到原来的4倍。

　　乔富龙认为，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的背景下，根除奶农没有管理权问题的奶联社，目前只要解决两个问题，就会有广大的推广空间：一是国家支持资金缺乏过程中的监管；二是奶农如何受益于奶联社这种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