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认为，个税改革显然不止于此：从分类征收模式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模式，以家庭为单位综合扣除，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减少累进级距，降低最高税率……个税改革的思路已日渐清晰。但宏观经济学者和财税专家都指出：个税充分发挥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一大前提，是实现初次分配公平正义，这应成为国家更大的着力点。

消费率仍有可能进一步下滑

　　《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国家行政学院“治理通胀课题组”指出，目前社会保障的缺失和居民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消费持续增长的局限性。中国的消费率1978年是62.1%，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为49%，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则预判，2008年全年消费率仍有可能进一步下滑。刘尚希指出，消费率低意味着，从短期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弱，势必导致内外经济失衡；从长期看，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慢，发展后劲不足。

　　国家行政学院“治理通胀课题组”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利用积累雄厚的财政力量，集中财力在改善民生和拉动消费方面做几件大事。

　　主要包括：较大幅度地改善社会福利，停征利息所得税；对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依靠工薪收入的人员降低所得税；对低收入阶层发放消费券补贴；让低保户、领取失业救济等低收入群体直接用消费券领取实物。同时，应该明显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鼓励和创造就业机会。

个税起征点调整：与CPI联动？

　　此前在上海举办的“首届高层税务论坛”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主任杨崇春则提出，可以考虑3000元起征个税。

　　在此之前，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撰文指出，要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调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减轻低收入者负担，加强对高收入者税收征管，强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也提出“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指出，“个税占中国税收收入比重比较小，只有7%左右，进一步调高这个扣除标准，对税收不会有很大影响，但可以直接对消费产生刺激作用。”

　然而，个税起征点再度上调，该调到2500元、3000元、4000元或者更高？标准何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钢认为：“无论定到一个什么位置，都是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在孙钢看来，更合理的调整应该是指数化，即按照每年的物价水平通胀情况进行调整，应该构建一套与CPI挂钩的指数机制。

个税改革方案：收入分配再调整

　　上述专家学者的一个共识是，对个税起征点的上调，仅仅是一种收入分配上的调整，而并不是制度上的改革。事实上，以强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为指向标，个税改革的思路与方向，各方面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从征收模式上说，目前国际上存在着三种主要形式：分类征收，综合征收，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而中国之所以选择最后一种，源自中国特有的国情。在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般为30%~50%，发展中国家也达到8%~12%。而在中国，个税近年来飞速增长，但至今仍然仅占税收总收入的7%左右。

　　理论上讲，个人所得税具有筹集财政收入和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节两大功能，而过低的比重使得个税的后一个功能在中国难以发挥。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家庭的赡养人口支出、教育支出、保险支出、住房支出等，都被列入了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之列。

 　　“同样是月收入5000元，但有些人是单身，有些人则要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这差距就大了。”安体富教授说。而在中国，由于征管水平的限制，事实上的税基不透明，缺少一个很好的纳税人收入管理系统，工薪阶层由于收入单一、实行代扣代缴方便，成了实际上最主要的纳税人。

　　安体富指出，中国应该实行真正的储蓄实名制，加强对现金的管理，同时将银行、各种金融机构间实现联网。“一旦这样，个人收入就可以明白知晓，高收入阶层所得税恐怕就会翻番往上涨了，而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也将会真正得到发挥。”

初次分配改革：根本的解决之道

　　然而对个税起征点再度调高，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消费率过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杨志勇举例说，高收入者毕竟是少数人群，消费倾向会边际递减，消费率不高；而更多人的收入偏低，不可能带来更多消费，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也制约了社会消费意愿和能力。

　　宏观经济学家袁钢明也认为，个税的调整和改革，实际上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应该是进一步推进初次分配的合理性。他指出，西方国家，职工收入占企业收入比重普遍达到60%以上，而目前中国企业中职工收入所占比重过低，多数企业在40%左右，有些企业甚至仅有20%。“初次分配就不合理，二次分配中个税的调节作用显然会大打折扣。”袁钢明说。

　　刘尚希则提出，提高消费率，要从改善收入分配入手，提高新的“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这可以通过加大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完善税制结构等手段来实现。

　　同时，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通过扩大公共服务来扩增公共消费，比如就业培训、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低保、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