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告诉我们，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非对称性”。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经济衰退、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效拉动经济。反之，在经济过热时，政府期望通过紧缩的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或在经济衰退时，政府期望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扭转颓势；往往都无法收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因此，所谓宏观调控政策的“非对称性”就是指——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来说，货币政策有效而财政政策无效；而对经济衰退、通货紧缩来说，则财政政策有效而货币政策无效。宏观调控政策的这种“非对称性”，产生于不同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具有不同的运行机制：

    通常，在经济增长过快，CPI不断创出新高的情况下，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导致“预防性”或“投机性”的抢购，而这种抢购又会加速物价水平的上涨，并进一步强化人们的通胀预期，从而形成一种“涨价-抢购-再涨价-再抢购”的正反馈机制。这时，如果政府采取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无疑是“釜底抽薪”，可以有效抑制“预防性”或“投机性”的抢购行为。一旦物价上涨的趋势得到控制或被逆转，人们的预期就会改变，从而使货币紧缩体现出较强的政策效应。如果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期望通过紧缩的财政政策来抑制经济过热，则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为紧缩财政只是减少了政府的购买能力和投资规模，却不能有效抑制社会的购买能力和投资规模。只要社会需求和社会投资的预期不改变，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收缩的空缺完全可以被社会购买和社会投资所“替代”。因此，在经济过热时，单纯依靠紧缩的财政政策，往往于事无补。当然，如果采取货币与财政同时紧缩的所谓“双紧”政策，则可以起到更为有效的调控效果。

    但是，当经济出现衰退和通货紧缩的征兆时，被破坏的首先是人们的信心。在投资者或借贷人担心无法收回投资或借款的情况下，政府期望通过降低利息或降低存款准备金来增加流动性，并期望以此来提振市场信心，通常无法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格林斯潘曾经说过，“我们可以把河挖到牛鼻子前面，但我们却无法强按着牛头让它喝水”。对投资者来说，较低的利率虽然能减少投资的财务成本，但在普遍缺乏投资信心的情况下，投资者会觉得，少付利息的收益根本无法弥补投资亏损的风险。因此，降低利率很难对增加社会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对银行和金融机构来说，降低利率更是一种“逆向选择”：因为对贷款人来说，收益必须和风险匹配，既然降低利率意味着减少贷款收益，那么他们的必然选择就是提高贷款“风险评估”的等级。这样一来，处于风险边际的企业反而会被挤出贷款人的视野，而这恰恰是和政府降息的初衷背道而驰的。因此，根据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经验，当经济出现衰退和通货紧缩时，必须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扩张的财政政策，包括直接动用财政资金救助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如美国政府刚刚通过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启动大规模的政府直接投资项目（如美国1929-1934年经济危机期间的“罗斯福新政”），大幅度降低政府税收（如美国滞涨时期里根政府所采取的降税措施）。只有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效提升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进而扭转经济的衰退。当然，如果在扩张财政的同时，辅之以扩张的货币政策，即采取所谓的“双扩”政策，则可以起到更为有效的调控效果。

    通过以上对宏观调控政策“非对称性”的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国政府指望通过松动货币政策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衰退和通货紧缩，事实上是犯了一个方向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已经犯过一次了。1998年上半年，政府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造成的经济衰退，曾经实行大力度放松货币的调控政策（8次降息，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无法改变国内经济增长的下滑趋势。结果，迫不得已在1998年年底和1999年开始实行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才得以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

    因此，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以及全球性经济衰退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政府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尽快、尽早地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实行大幅度降低企业税负（包括居民个人所得税）的财政政策，扩展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刺激内需，以扭转我国已经出现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